为了赢得地方人士的信任,梁思成不得不学着用“老派的上层社会方式与军官和地方官员打交道”。到各地考察时,他一面保持着“低调、礼貌而恭敬”的态度,一面又掏出印满各种头衔的名片,在言谈间若无其事地透露自己和某些政要名流交好,一步步周旋,当地人才终于对他刮目相看,愿意提供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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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信奉“登山必到峰顶,调查不要代步”,一生身体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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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敦桢则惊呼:“如果元明以后有此精品,我的刘字倒挂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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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读书人从来都对体力劳动心存鄙夷,而无论地质调查、考古发掘还是古建筑考察,都需要频繁外出,风餐露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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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一代学人或多或少从史书中洞悉了时代变迁的根源,自身却终究将被世变所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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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济、董作宾们而言,中华民族就在甲骨、陶器和青铜器的纹理间昼夜不息地穿行疾走,而探索殷墟正是要寻找文明的渊源,唤醒民族的记忆;对陈寅恪们而言,中华民族则在内阁大库那些用满、蒙、藏、汉文字书写的档案里,在佛经密密麻麻的符号间,在“吾国学术之伤心史”敦煌的卷宗中忽隐忽现;对赵元任们而言,中华民族是各省的人用迥异的方言讲述的同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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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雨季,教授便不时地要停课听雨。那时,雨声敲击在铁皮屋顶,密如鼓点,与日军铁蹄践踏在中国土地上的声音,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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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印度管理员当然不知道,刘敦桢、梁思成他们考察中国古建筑走过的路,远远超过两万五千里。只是,这些往事不再被提起,也不便被提及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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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科只是庞大的官僚机构下的一个小小科室,几个同僚对地质知识几乎一无所知,他们所想的,不过是按部就班地处理公文,上班下班,每月按时领取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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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和他的人民,倘若不尊重生者的权利,自然也可以漠视死者的尊严。梁启超的生前与身后事,不过是一个畸形时代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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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觉得,碑刻才有文物价值,而建筑不过是木匠的手艺活。[插图]中国社会对手艺的偏见,以及传统金石学的影响之大,根深蒂固,难以撼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