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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信奉“登山必到峰顶，调查不要代步”，一生身体力行。

为了赢得地方人士的信任，梁思成不得不学着用“老派的上层社会方式与军官和地方官员打交道”。到各地考察时，他一面保持着“低调、礼貌而恭敬”的态度，一面又掏出印满各种头衔的名片，在言谈间若无其事地透露自己和某些政要名流交好，一步步周旋，当地人才终于对他刮目相看，愿意提供支持和帮助。

刘敦桢则惊呼：“如果元明以后有此精品，我的刘字倒挂起来了。”

中国的读书人从来都对体力劳动心存鄙夷，而无论地质调查、考古发掘还是古建筑考察，都需要频繁外出，风餐露宿。

尽管这一代学人或多或少从史书中洞悉了时代变迁的根源，自身却终究将被世变所误。

对李济、董作宾们而言，中华民族就在甲骨、陶器和青铜器的纹理间昼夜不息地穿行疾走，而探索殷墟正是要寻找文明的渊源，唤醒民族的记忆；对陈寅恪们而言，中华民族则在内阁大库那些用满、蒙、藏、汉文字书写的档案里，在佛经密密麻麻的符号间，在“吾国学术之伤心史”敦煌的卷宗中忽隐忽现；对赵元任们而言，中华民族是各省的人用迥异的方言讲述的同一个故事

每逢雨季，教授便不时地要停课听雨。那时，雨声敲击在铁皮屋顶，密如鼓点，与日军铁蹄践踏在中国土地上的声音，何其相似。

这个印度管理员当然不知道，刘敦桢、梁思成他们考察中国古建筑走过的路，远远超过两万五千里。只是，这些往事不再被提起，也不便被提及罢了。

地质科只是庞大的官僚机构下的一个小小科室，几个同僚对地质知识几乎一无所知，他们所想的，不过是按部就班地处理公文，上班下班，每月按时领取薪水。

一个国家和他的人民，倘若不尊重生者的权利，自然也可以漠视死者的尊严。梁启超的生前与身后事，不过是一个畸形时代的缩影。

著名史学家孟森曾说过，明朝有两大祸患，第一是太监，其次是言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