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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都卫国，先赞叹国富民众，后来就感慨“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不奇怪，在这样奢靡浪漫的国度，谁有工夫好德去呢？连卫国昏君的发昏方式都十分高雅，比如喜欢仙鹤，还要让仙鹤坐车。坐车本事贵族的特权，特权被侵犯了的贵族反应倒很幽默，大敌当前，说参战是坐车者的义务，那就让鹤去吧。然后，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是属于豪雄的，深情、雅致、幽默都架不住雨打风吹散。

这当然是要标榜楚庄王的武功，然而庄王拒绝了。他说，咱们要好好理解一下“武”字的内涵，“止戈为武”。武字就是一个止一个戈，这是说制止战争的战争才够格叫武。从字源上讲，我们当然都知道楚庄王错了。武字就是一个扛着武器行走的人，没有那么深刻的内涵和情怀。但在这种情况下，内涵和情怀比正确的解释重要。

简单说，春秋与战国，有隐性的丛林社会和赤裸裸的丛林社会的区别。同样是大国吃小国的血肉，春秋相对比较文雅，算得上钟鸣鼎食；战国则近乎茹毛饮血。

世界历史上有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当贵族阶级的特权受到冲击，实力下降时，贵族风度就得到特别的重视，往往也因此别有魅力。

齐顷公拉车的马被树枝挂住了，于是被韩厥追到。哪怕抓俘虏，大夫面对国君，也必须非常注重礼节。首先是要准备礼物，照规矩，要先送一件轻礼，再送件重礼。韩厥解下自己一匹马的缰绳，拿这匹马当轻礼。他的战车里，居然有酒杯，有玉璧，出来打仗这些东西还能备这么全乎，可真是一位暖男；而且奔驰的战车那么颠，何以能做到酒不泼，玉不碎，更是让人很好奇。

毕竟，听众一般还是更爱听“人”的故事。神化或妖魔化一个人，经常比神化或妖魔化一个体制更容易打动受众。

最突出的如齐桓公和管仲制定了许多政策，加强国君对人口的直接控制。换句话说，许多那时帮助齐国取得成功的策略，今天听起来恐怕并不舒服。《国语·齐语》说，人民分为士、工、商、农，这四种职业一定要分开居住互不交流，这样，士人的孩子永远都是士人，工匠的孩子永远都是工匠，商人的孩子永远都是商人，农民的孩子永远都是衣民，于是各行各业就都能健康发展了，这就叫“成民之事”。

在如此古老的年代就如此不介意神明，和其他很多文明比起来，算是中国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研究中国文化者，由此生发出许多议论，誉之者称为“唯物主义传统”，贬之者自然要骂“中国人没有信仰”。

在这样的重重约束下，只有像郑庄公这样极具权谋的主，才能既不公开违背礼法，又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也就是所谓虚伪）。显然，大多数生于宫闱之内、长于妇人之手的君主，不可能具备这样的素质。礼法是一条悬索，下面就是政治危机的万丈深渊，他们只能摔得粉身碎骨。没有走钢丝的本事，又不甘心摔得粉碎的君主，就只有拒绝走上悬索。他们不再虚伪，也就是这个时代注定的“礼崩乐坏”。

但秦汉大一统之后，又慢慢形成一种观念，就是在划分行政区域时，不取“山河形便”，而刻意要“犬牙相人”。元代以后，这种思维被发挥到极致，直到今天也有沿袭：河北（黄河之北）的河南，就是这种思维的结果。古代朝廷这么做，最主要是出于行政安全的考虑。这样各地政治势力就很难利用“名山大川之限”犯上作乱，也很难打造区域认同，一旦想闹独立，恐怕内部先要开撕。对现代国家而言，这种划界方法也可以缩小省际差距，淡化地方主义，强调国家意识。

父亲说，这是母亲从天使岛移民站释放后第一次照的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