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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鲁是弱者对力量的模仿。

对“现在”持贬抑态度会让人培养出一种预见未来的能力。适应良好的人都是差劲的先知。相反的，那些老是和“现在”过不去的人却别具慧眼，看得见改变的种子和蛛丝马迹。愉快的生活会让我们对巨变的逼近茫然不见。我们执着于所谓的常识，执着于所谓务实的观点。但这只是我们执着于熟悉事物的表现。

要是蒋介石知道怎样发起一个扎实的群众运动，或者至少懂得怎样让因日本侵华而点燃的爱国激情维持不坠，那他现在说不定已被尊为革兴中国的巨人。但因为他不懂得这样做，所以才会被精通「宗教化」（religiofication）艺术的大师给推到一边去——所谓的「宗教化」艺术，就是给实际目的披上神圣大衣的艺术。

当你做不好分内的事，别人会耻笑你，但你帮别人时，便没有人耻笑你。

对于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得到再多也不会让我们满足。我们跑得最快、跑得最远的时候，就是逃离自我的时候。

思想人(menofthought)彼此很难共事，但行动人之间却很容易发展出同志情谊。思想工作或艺术工作极少是，以团队方式进行的，但在行动人之间，团队工作却是司空见惯，甚至是少不了的。

想要培养出人们随时准备好战斗和赴死的心态，诀窍在于把个人从他的血肉之我（flesh-and-bioodself）分离出来。有几个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把他彻底同化到一个紧密的团体。赋予他一个假想的自我。灌输他一种贬抑“现在”的态度。在他与真实世界之间架设一道帷幕。通过诱发激情，阻止个人与其自我建立稳定的平衡。

尽管人们会为千差万别的神圣事业赴死，其实他们说不定都是为同一件事情而死。

一种宗教越崇高，它孕育出的恨意就越凶猛。

觉得自己人生已败坏到无可救药的人，不会认为自我改善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个人前途的考虑不足以激发他们拚搏，也不足以让他们产生信仰或作出一心一意的献身。他们把自利心理看成是堕落邪恶的，是不洁不祥的。任何出于为己谋的行为在他们看来都是注定失败的。他们最深的渴望是过新生活，是重生，要是无法得到这个，他们就会渴望通过认同于一件神圣事业而获得自豪、信心、希望、目的感和价值感这些他们本来没有的元素。

历史这个游戏的玩家一般都是社会的最上层和最下层，占大多数的中间层次只有在台下看戏的份。社会低等成员之所以能对社会发生重大影响，是因为他们对“现在”全不尊重。他们认为他们的生活和“现在”都已败坏到无可救药，所以随时准本好把这两者加以毁弃。这些被遗弃和被排斥的人往往是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原材料。

我可羡慕你爸了，死得够敞亮，不像我，活着憋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