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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元丰改制后的三省宰相制给司马光提供的施政空间极其有限......把宰相府一分为三——门下、中书、尚书三省

司马光对于神宗的官场缺乏基本认识，对追随者毫无约束意愿，对国家的实际状况缺乏调查研究，对政策调整缺乏通盘考虑，无队伍，无手段，无能力，无经验。

只可惜，人世之中，宽容最难。在很多时候，人们会忘记大家是在同一条船上，会因为人与人之间眼前鼻尖的矛盾纠葛忘记海上的惊涛骇浪。

司马光告辞之后，文彦博提笔给韩琦回信，他这样写道：“君实作事，令人不可及，直当求之古人中也。”把上古三代奉为黄金时代，相信古人的道德水准高于今人，是传统中国的普遍迷信。古人未必皆高尚，文彦博的意思，韩琦当然明白司马光太书生意气了，实在不像是现实政治中的人。

如今，十五年过去，一切都发生了改変—“青松弊在，白首故人稀。外饰服章改，流光颜貌非。”院子里亲手栽下的松树已经亭亭如盖，当年宽敞明亮的书房却透着老旧寒碜。身上的官服更加高级，镜中的容颜却日渐衰老。故友凋零，黑发斑白，牙齿脱落，身体不再结实，生命的活力就像是岸边的沙，被岁月的流水悄悄带走一一除了远处巫成山的轮廓，一切都不复从前。变化最大的，是司马光的心境。

临别之际，面对题名碑，司马光肃立良久，他默念着每一个名字，直到最后一行，这是他自己：“司马光，嘉祐六年七月，同知谏院。”现在，这后面可以加上一行了：“治平二年十月，离职。”在司马光的眼里，“治乱之原，古今同体”，从古到今，导致治稳定或者混乱的原因都是类似的。所以，古代可以作为今天的镜子；了解古代的治乱得失，方可“知太平之世难得而易失”，让皇帝建立忧患意识，避免重蹈覆辙。这就是治国者学习历史的意义。

在《驳司马光论役法札子》中，章惇对司马光有一个总体评价：“光虽有忧国爱民之志，而不讲变法之术，措置无方，施行无绪。”老实说，这是一个相当公允的评价。“术”与“道”相对而言，“道”是意义是情怀，“术”是方法是道路；“道”可以凌空架虚、天马行空，“术”必须脚踏实地、切实可行。司马光的“变法之术”的确弱之又弱。

唐太宗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把历史这面镜子磨亮，也许它就能照亮皇帝的心。

抛开旧有机构、不用旧人，另搞一套，可能会显得很高效，但是却会忽略很多非常实际的问题，看上去完美的制度设计，真正推行下去必然是漏洞百出。

司马光多次提醒掌权者要警惕刚愎自用，因为那会导致官僚集团的集体堕落和政治腐败，破坏朝廷国家的安定。他精准地描述了刚愎自用的掌权者把朝廷国家引向死路的过程：掌权者一意孤行，讨厌批评，破格提拔应声虫、跟屁虫，羞辱打击异议分子、反对派。那么，能够“立取美官”、升进到官场上层的，就会是一些“躁于富贵者而这些人的得志，将大大提升整体环境对于无耻行径的容忍程度，从而彻底败坏官僚队伍的作风。

商王武丁是著名的贤君，他的王后是女将军妇好，他的宰相傅说则是贤相的代表。傅说做宰相的基本原则，来自武丁的教海。武丁说，做宰相，“若作酒醴，尔惟曲蘖。若作和羹，尔惟盐梅”。

以上這些都可以看作以道“鎮”民的措施，而老子認爲，僅靠這類措施還不能真正鎮壓住所有的“欲作”之民，所以他説“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七十四章），可見老子認爲對合乎“道”的秩序有嚴重危害的“爲奇者”是需要抓起來殺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