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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只有充分保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才能带来联合体的自由发展。[51]在这里，个人权利及意志的自由是马克思衡量所谓“集体”是真是假的关键正因为如此，当今知识界用以评判一个社会现代文明发展的尺度，已经越来越多地不是看作为整体或集体的国家、民族的强弱，而是要看个人权利及其自由受保护和尊重的程度，是不可避免的。

思想改造运动并不纯粹是为了通过自我批判实现思想一律，它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图，就是要通过交代揭发政治历史问题，达到人事调查和组织清洗的目的。这对中共更好地控制报刊这种舆论工具，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什么是共产党认同的新教育呢？那就是苏联的教育制度与教育方针。苏联的教育制度与教育方针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让教育直接服务于国家建设的需要。换言之，苏式教育着眼于“专”，即要把每一个受教育者培养成适合于某一方面的专门人オ，它恰好与清华大学“通才教育”的传统南辕北辙。而这个传统，又恰恰是前校长梅贻琦和一直担任教务长的潘光旦多年共同推动、坚持所形成的。

活着没有权利选择也就罢了，在革命的思维逻辑下，死后也别想得到一份尊重和理解

当然，中共建国后对报纸统治的一个最有效的措施，还是统一新闻来源，避免各报从党所控制的通讯社以外的渠道获取信息。

政治，无论古今中外，也不论好坏优劣，总有它自己的一食生存和运行法则。政治的本质就是应对公众事务，调处利益冲突。知识分子作为公众中最容易关心公众利益的成员，他们通常很难不和政治世上关系但是，就像我们已经从秋白和周一良的个案中所看到的那样，并不是所有的知识人都适合于参与政治，更不是每个参与者都注定会变成“政治动物”的。

历史上非党的政治人物，原本就不在党的信任之中。包括从来被视为中共同路人，身居北京市副市长高位，且早已加入共产党的吴晗，在运动还没有大规模轰起之前都成了要被组织上监视的对象，又何况像潘光旦这种曾两度因为反动罪行被斗被批的摘帽右派分子呢。

第一，不同时代及不同环境下会生成不同的知识范围，甚至是价值准则。...第二，即使今天的人，也同样存在知识范围、认知能力、价值观念、情感立场等等的不同。

我从来相信，我们看任何人，不论古今或其地位如何，都应当首先把他当成普通人来看待，特别是要从人性的角度去诠释和理解。尤其是研究历史，除非先做到充分理解，否则是不可能有所谓客观评价的。

不仅事涉军事、外交的消息，私营报纸不能抢，不能报，就是地方新闻，许多也还要经过地方党报统一，否则私营报纸也不能抢，不能报。

有谁的世界如我一般，不是在一段一段告别，就是在看一段一段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