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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只有充分保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才能带来联合体的自由发展。[51]在这里，个人权利及意志的自由是马克思衡量所谓“集体”是真是假的关键正因为如此，当今知识界用以评判一个社会现代文明发展的尺度，已经越来越多地不是看作为整体或集体的国家、民族的强弱，而是要看个人权利及其自由受保护和尊重的程度，是不可避免的。

思想改造运动并不纯粹是为了通过自我批判实现思想一律，它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图，就是要通过交代揭发政治历史问题，达到人事调查和组织清洗的目的。这对中共更好地控制报刊这种舆论工具，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什么是共产党认同的新教育呢？那就是苏联的教育制度与教育方针。苏联的教育制度与教育方针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让教育直接服务于国家建设的需要。换言之，苏式教育着眼于“专”，即要把每一个受教育者培养成适合于某一方面的专门人オ，它恰好与清华大学“通才教育”的传统南辕北辙。而这个传统，又恰恰是前校长梅贻琦和一直担任教务长的潘光旦多年共同推动、坚持所形成的。

共产党的统治思想和国民党完全不同，它的政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报纸新闻等舆论机关，本质上理当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和党用以宣传、教育、组织群众的工具，应当服从于党的阶级斗争任务并为贯彻党的政策方针服务。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传统报纸传递新闻信息的社会功能，自然要被大大弱化

活着没有权利选择也就罢了，在革命的思维逻辑下，死后也别想得到一份尊重和理解

当然，中共建国后对报纸统治的一个最有效的措施，还是统一新闻来源，避免各报从党所控制的通讯社以外的渠道获取信息。

历史上非党的政治人物，原本就不在党的信任之中。包括从来被视为中共同路人，身居北京市副市长高位，且早已加入共产党的吴晗，在运动还没有大规模轰起之前都成了要被组织上监视的对象，又何况像潘光旦这种曾两度因为反动罪行被斗被批的摘帽右派分子呢。

第一，不同时代及不同环境下会生成不同的知识范围，甚至是价值准则。...第二，即使今天的人，也同样存在知识范围、认知能力、价值观念、情感立场等等的不同。

我从来相信，我们看任何人，不论古今或其地位如何，都应当首先把他当成普通人来看待，特别是要从人性的角度去诠释和理解。尤其是研究历史，除非先做到充分理解，否则是不可能有所谓客观评价的。

不仅事涉军事、外交的消息，私营报纸不能抢，不能报，就是地方新闻，许多也还要经过地方党报统一，否则私营报纸也不能抢，不能报。

我相信人最难做到的是始终如一，而最易做到的是变幻无常。我们不是在走路，而是在漂流；受到河水的挟制，根据潮水的涨落，时而平静，时而狂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