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就是，他们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自认为最了解政治大势的一群；最后，他们却成了政治场中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的一群。

政治，无论古今中外，也不论好坏优劣，总有它自己的一食生存和运行法则。政治的本质就是应对公众事务，调处利益冲突。知识分子作为公众中最容易关心公众利益的成员，他们通常很难不和政治世上关系但是，就像我们已经从秋白和周一良的个案中所看到的那样，并不是所有的知识人都适合于参与政治，更不是每个参与者都注定会变成“政治动物”的。

谁不严肃地对待游戏，谁就是游戏的破坏者。游戏的存在方式不允许游戏者像对待一个对象那样去对待游戏。

谁为了享有自己作出决定的自由而回避紧迫的决定，或周旋于那种他根本不想严肃对待、因而根本不包含因为选择它而使自己承担受其束缚的风险的可能性，我们就把他称之为游戏过度的人。

他主张，元素以一种分得非常细致的状态存在于整个宇宙中。元素的结合或混合产生各别事物；元素的分离形成各别事物的消亡。照此，每一实体总多少存在于每一事物中：只是由于我们的感性认识，各别事物才呈现出以绝对优势包含于某种或某些实体之中的性质。

事实上，是保守还是激进，不过是一个时代的看法，它从来都不是音乐的看法。任何一个时代都会结東，与那些时代有关的看法也同样在劫难逃。对于音乐而言，从来就不存在什么保守的音乐和激进的音乐，音乐是那些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民族的人，那些不同经历和不同性格的人，出于不同的理由和不同的认识，以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形式，最后以同样的赤诚之心创造出来的。因此，音乐里只有叙述的存在，没有其他的存在。

用想法控制情绪的历程是非常由上而下的，额叶皮质让紧张的杏仁核平静下来。但在需要用直觉进行决策时，关系也可以由下而上。

直觉很像生理上的GPS，它总能帮助你在陌生的地方找到最为合适的道路，但是GPS是没有办法确定目标的，决定目标的是作家的价值观，也就是思想，而敏锐的、幽灵般的直觉可以辅助我们抵达。

要衡量算法的好坏，就必须先明确算法的衡量标准以及测试的方法，这和任何其他科学的工作方法都一样。

寻找顺应时代的榜样。工作的意义并不在于根据一份报酬高低来找一份活计。一份工作必须先符合自己的能力和热情，这一点尤为重要。如果我们做自己喜欢，并且与自己能力相符合的工作，收入就会滚滚而来。新规则下，我们要向那些拥有一份工作并且以此为乐的人看齐。思考一下你的能力和爱好所在，然后以此来发展自己的事业。

一个人在行动之前必须思考，当人没有行动的机会时，思维也就变得贫弱了。换言之，如果一个人不能有效地行动，他也就无法进行建设性的思考。

这个世上生存的所有生物，只要肉体一相交，就不再有争斗。唯独被工作、生活困扰的人类，已经做不到这一点了。首先为了去上班要分开，其次在别人面前也不能搂搂抱抱，再加上道德、常识、伦理等赘疣的出现，肌肤之亲的机会一下子减少了。

宗教有特定的福音，艺术则艺术品即福音。如果一宗艺术品未足成为福音，那是因为它不是艺术品的缘故，没有别的缘故。艺术没有最后审判，而是即时审判，日日夜夜都在进行审判。艺术无净土，无乐园，因为艺术是当时就净了乐了的，没有什么可盼望的。艺术的上帝曾经与宗教的上帝往来频繁，渐渐地疏阔，神袛之交淡如水，大致是这样的。爱大，情仅是爱的一部分。爱即道，由情而悟爱，乃得道。

西方人所不理解的是，日本在现代化和西方化的表面下，实际上却仍然是东洋人。日本由封建主义变成帝国主义的速度之快，使它的只想学西方方法而不想学西方价值观的领导人，来不及或者无意去发展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

一个人的社交经历，决定了他对本国和他国的态度。在注重人际关系的中国，这一点更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