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语录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占主导地位的儿童教养理念提出了与孩子讲道理的重要性并建议给孩子恰当的选择。

总的效果就是，语言成为日常生活中一条实用的渠道，而不是一种培养说理能力的工具，或是一种探究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

使用讲道理说服孩子的策略给他们（中产阶级家庭父母）带来了无形的优势：这使得他们能够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技能库同步。同时这也使得他们在学校官员面前能够做到轻松自如。”而相比之下，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父母因为采取了与学校不同的教养策略，加上所采取的体罚的教育方式，使得他们特别恐惧学校会“把孩子带走”（在美国，学校或社工只要发现孩子可能受到虐待，可以告知相关部门。如果虐待事实成立，家长会被捕，孩子则会被送往寄养机构。）

我们国家的开国功勋们小的时候,孩子们经常被体罚。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占主导地位的儿童教养理念提出了与孩子讲道理的重要性并建议给孩子“恰当的选择”。与较早的历史时期相比,专制独裁的儿童教养方法，尤其是体罚,已经不再为人们所钟爱。

人生机会不同的程度可以追溯到每个人对成功的渴望、拥有的天赋和勤勉努力的程度不同上。这种看法否定了另一种看法，即，家长的社会地位系统性地影响着孩子的人生经历和取得的成果。相反，成果被视为更多地掌握在个人手中。

小运动健将们在心理上也会比其他孩子成熟得早：我认为体育运动会使人意志坚定。这样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会更认真或者是更深入地去做，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更加努力，都不会为做不好而找借口。

哈罗德受到的教养也有很多积极的方面——在同伴面前的轻松自如、在创作游戏和安排自己时间方面的足智多谋、他对成年人抱有的尊敬态度、他和家人之间深深的亲情——但在社会机构的“真实世界”里面，它们几乎都被当成是毫无价值的。

与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父母不同，马歇尔夫妇都不愿对孩子下大命令，他两都不会只因其他成年人感到不悦就不让两个孩子表达自己的感想。

每个人都在各种公共机构中扮演着自我、演绎着自我；而一个人作为个体的生活，如果不以其所在的公共机构为参照，就不能被充分地了解——赖特·米尔斯

最后，九、十岁的孩子参加有组织的运动队还能够发展他们在公开场合面对成年人的表现能力，也包括在生人面前的表现。

学会懂得什么时候该好好练习，什么时候该发挥成绩。格林特先生特别提到“有竞争精神是件好事，他补充说：你可以把你所能想到的陈词滥调都用上。但是当你是强者的时候，就会得到所有的满足感；当你是弱者的时候，你就能很快发现谁才是你的朋友……我还没有发现有什么其他的活动能让你这么直接地体验到所有这些。”

自古以来，人们编写出来、公开出版、再拿去教学的历史，就是由男性生产的历史，基于由男性主笔的材料，也是从男人的故事中构建叙事。这样的历史，看上去讲的是不分男女的人类全体，仔细研究才会发现，它只提到了人类的一半——男性的那一半。能进入史册的都是男人，不仅是男人，还得是男性伟人，就算有平民百姓被提及，能讲到的还是其中的男人，比如讲工人，默认不会提到女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