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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时期所有的人都在“渗着”，就像一滴水落到土上，马上就失去了形状，变成了千千万万的土粒和颗粒的间隙；或者早晚附着在烟煤上的雾。加入一滴水可以思想的话，散在土里或者飞在大气里的水分肯定不能。经过了一阵呆若木鸡的阶段后，他们就飘散了。渗着就是等待中负彩。

那时我想起姓颜色的大学生，嘴里就有一股血腥味，和运动过度的感觉是一样的。这是因为我们在一起经历了失败，又互相爱过——再没有比这更残酷的事了。假如我们能在一起生活，每次都会想把对方撕碎。假如不能在一起生活，又会终身互相怀念。一方爱，一方不爱，都要好一点。假如谁都不爱谁，就会心平气和地在一起享受性生活。这样是最好的了。虽然如此，我还是想念她。因为那是一次失败，失败总是让我魂梦系之。

小时候，我对生活的看法常常是这样的，：不管何时何地，我们都在参加一场游戏，按照游戏的规则得到高分者为胜，别的目的是没有的。比方说：上学就是在老师手里的高分，上场就是在裁判手里的高分，到了美国，这个分数就是挣钱，等等。

有关五八年的大发明和赛诗会，还有需要补充的地方。它不像我小时候想象的那样浪漫一比方说，当时的发明是有指标的，我门这所大学里每月必须提出三千项发明，作出三万首诗来。指标这种东西，是一切浪漫情调的死敌。假如有上级下达指标令我每周和老婆做爱三次的话，我就会把自己阉掉。假如把指标这件事去掉，大发明和赛诗会就非常好。只可惜它后来导致了大家都饿得要死。

没被电到的蜻蜓都对正在死去的蜻蜓漠然视之。因此我想到，可能蜻蜓要到电流从身上通过时，才知道中了头彩，如梦方醒吧。

正确的怀疑方式是：当你想当画家时，就怀疑自己是色盲；想当音乐家的时，怀疑自己是聋子；想当思想家时，就怀疑自己是个大傻瓜。如果没有那种毛病，你就不会想当那种人。

我爬炉筒时，大概是九岁到十一二岁。到了四十岁上，我发现后来我干任何事情都没有了那股百折不挠的决心；而且我后来干的任何事都不像那件那样愚不可及。爬炉筒子没有一点好处，只能带来刻骨铭心的痛苦，但我还是要爬。这大概是说明你干的事越傻，决心就会越大罢。这也说明我喜欢自己愚弄自己，却不喜欢被别人愚弄。

没有人因为她长得漂亮就杀她祭神，也没有人因为我机巧狠毒就把我钉死。这不是因为我们不配，而是因为没人拿我们当真——而自己拿自己当真又不可能。

十二岁时自己做了一台电源，可以发出各种电压的直流电，交流电；然后我就捉了一大批蜻蜓，用各种电压把它们电死。随着电压与交直流的不同，那些蜻蜓垂死抽搐的方式也不同，有的越电越直，有的越电越弯，有的努力扑翅，有的一动不动，总而言之，千奇百怪。因此就想到，革命时期中大彩的人可能就是电流下的蜻蜓。

我们根本就不是战士，而是小孩子手里的泥人——一忽儿被摆到桌面上排列成阵，形成一个战争场面；一忽儿又被小手一挥，缺胳膊少腿地跌回玩具箱里。但是我们成为别人手里的泥人却不是自己的责任。我还没有出世，就已经成了泥人。这种事实使我深受伤害。

教育有两个基本功能：文明行为的养成和高尚心灵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