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语录

悲剧作为一门严肃的戏剧，总是把人类普遍的意义当作主题。亚里士多德接着指出，悲剧的作用在于主角的醒悟及其命运的突转，因为这一切将会唤起观众的怜悯与恐惧，并最终使观众的这些情感得到宣泄和净化。

我们讲20世纪的前三分之二是美国音乐剧的黄金时代，但多少有点保留，因为这样的赞扬总有些随意，而且，这一时期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00年到20年代后期，是音乐喜剧盛行时期，音乐喜剧当然既强调喜剧又强调演唱，同时又具有年轻人的浪漫。其特点是性感（并且穿着暴露的）女孩的群舞队、明显的爱国沙文主义和踩着爵士乐或拉格泰姆音乐节拍的大型舞蹈，包括炫耀性的“踢踏舞”，作为对20世纪头十年“舞蹈时尚”的反应。

卓越的表演能够拨动我们胸中那根不被理性控制的心弦；它奏响的琴声索然我们永远无法完全理解，却回想在我们心中，唤醒我们久已忘怀的某种东西。

戏剧的表演模式基本上有两种：表现派（presentational，或称直接派，即direct）和再现派（representational，或称间接派，即indirect）。表现派的基本模式是独脚喜剧或夜总会的表演模式。夜总会的演员直接地、不停地和观众交流，为他们唱、为他们跳，跟他们开玩笑，对他们的掌声、笑声、要求、起哄做出公开的反应。

在阿尔托看来，戏剧是自我表露的残酷戏剧（Theatre of Cruelty）。用他的话来讲，“任何一场演出，如果在根本上没有残酷的成分，这个戏剧便是不可能的”。阿尔托预言，“通过为观众提供真正的梦的源泉，‘残酷’戏剧便会成功。而在这个梦境中，观众对犯罪的兴趣，对性欲的着迷，他的野性，他的幻想，他的乌托邦式的理想，甚至于他的食人倾向都将汹涌而出”。

戏剧不仅仅是“剧”（play）还是“戏”（playing)；组成一出戏剧的不仅仅是剧本中的几“幕”（acts）还有“演出”（acting）。

悬念把我们带进戏剧的世界，可信性让我们在那里驻足观赏。在最优秀的作品中，二者势均力敌，相得益彰；悬念要求出乎意料，可信性却要求始终如一。二者一旦结合就会产生一种“可信的惊奇”，这是戏剧的最根本状态。仅有可信性不足以让一部戏剧作品有趣，只有相当水准的悬念才能让一部可信的作品妙趣横生。为了既使我们觉得出乎意料，但又使我们感到合情合理，剧作家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

一个好的结构能激发兴趣，吸引注意力。它通过建立某种期待激发兴趣——在人物和观众中建立某种期待，然后通过满足前面的期待建立新的、更大的期待。一个好的戏剧结构让我们处在不停的期待之中，直到帷幕落下的时刻，我们还在期待。到最后，作品给我们留下这样的感觉：它只能这么结尾，舞台上发生的一切只能这么发生。

我们的童年总是走在野花烂漫的小路上，我们的少年总是走在灯光昏黄的小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