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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比1945年到1952年这个阶段更加重要。这是一个严肃严的转折时期。第一，写作动机变了，有意直接露社会政治题；第二，想象读者变了，主要面对海外读者，而不是上海小市民；第三，生产机制变了，获得美新处的资助，甚至是订合约；第四，题材文风技巧也变了，开始写不熟悉农村生活

回想五四当年，知识分子英姿勃发，热风呐，振臂一呼，启蒙救亡。可是五四到今天一百年，今天在网上，还要呐喊，要讲唤醒社会忧国忧民……拜托，谁在听？谁在意？今天流传最广、最多粉丝、最多刷屏的就是各种流言，就是政治的或者风花雪月的未经证实的消息。今天最大胆的呐也是采用流言的方式。

苏联有个教授申请移民，当局问他，在苏联吃得不好吗？他说无可抱怨。穿得不好吗？他说无可抱怨。你住得不好吗？他说我无可抱怨。那为什么还要离开呢？就是因为我无可（不能）抱怨。当然这是过时的政治笑话（但愿）。

西方人在香港找到了一个伪东方、上海人在香港看到了一个伪西方。这句话应重复一遍，今天依然如此一一西方人在香港看到一个伪东方，中国人在香港看到一个伪西方。

回想起来像“007系列”里JamesBond这种，或者蝙蝠侠蜘蛛这一类的大众片、通俗文艺，男主角最后一定会跟他喜欢的女主角在一起。但是我们反过来看，最出色的严肃小说世界名著，偏偏就要处理这样的题材一男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喜欢的女人跟别人去。

简单说，张爱玲的“好人”就是顺从世俗规范，“真人”就有可能打破世俗规范。其实，人，男人或女人，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想做好人，或者说只能做好人，只有依靠了某种特殊的机会，才能做一次或做一下真人。

有次我跟阿城去拜访北岛在香港的寓所，北岛说你们这么多人喜欢张爱玲，张爱玲把人性写得这么恶有什么意义呢？阿城回答说：写尽了人性之恶，再回头，一步光明。

在感情忠诚问题上，《今生今世》里记载的张爱玲好像很潇洒，《小团圆》里虚构的女主角却是非常痛苦。“九莉对自己说：“知已知彼。你如果还要保留他，就必须听他讲，无论听了多么痛苦。”就像当年七巧的忍让，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你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你要得到他，就得宽容。你明知道是假，你迟一点说穿不好吗？“但是一面微笑听着，心里乱刀砍出来，砍得人影子都没有了。”

在当时的上海，乃至于今天的世界，世俗社会理解、允许、原谅人为钱算计的婚姻，却不理解、不批准、不相信外在条件不相称的爱。为了粮票可以，为爱不行连拥有这种感情的女主角自己也不承认，也不批准。

可是张爱玲说：“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强行”的潜台词就是不应该，就是质疑。换言之，她在1940年代，对于五四主流意识形态，是有怀疑的。主流意识形态假定：新的比旧的好、西方比东方文明、城市比乡村先进。所以，先进、前进、发展、改变等等，这是天然的正能量；没落、停滯、传统、保守，那必然是负面价值，只有沈从文、张等少数人，才有意怀凝挑战这种主流意识形态。

读者当中当然有很多男性朋友，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所以要看小说。看小说就是看我们自己，看通俗小说就是看我们自己喜欢的、自己打扮的外表。看产肃小说就是看我们自己不肯承认的、自己都不知道的、自己的内心。

能扶天下之危者，则据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忧者，则享天下之乐；能救天下之祸者，则得天下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