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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受试者最常见的思维调整是：他认为自己不必承担自身行为的责任。他将所有的主动权完全交给主试这个法定权威，从而推卸掉自己的责任。他把自己视为一个外部权威的代理人，而不是一个以道德责任行动的个体。

讽刺的是，诸如忠诚、纪律和自我牺牲这些人类高度赞扬的个人美德，正是创造战争中破坏性的组织工具、并将人与恶意的权威体系绑在一起的因素。

合法权威和他所发出的命令之间，必须具有可感知的联系，无论这种联系多么脆弱。只有这样，处于从属地位的人才会服从命令。

将个体行为与政治目的联系起来的是服从这一心理机制。这种行为倾向就像一个黏合剂，将一个个人类个体与权成系统捆绑在一起。

即使被要求做出完全不符合基本道德规范的行为，即使他们的行为所造成的的毁灭性影响显而易见，很少有人能找到办法反抗权威。

库尔特·勒温法则：社会心理学应该在实验室的限制和控制环境中，研究那些在真实世界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现象。

当我们问他，谁来承担伤害学生的责任时，他说：“我承担完全的责任。”他拒绝将责任推给学生或者主试。“我想，有一件事情绝对是懦夫行为，那就是试图把责任甩给其他人。如果我现在转头说：‘这是你的错.....不是我的。’我会认为自己时懦夫。

基本上，受试者进行电击的时间都是500毫秒，但有些人施加的电击时长只是这个数字的十分之一。他们非常小心地触摸开关，释放出的电击听起来就像最短促的雷达”哔“声，而不是常规的半秒嗡嗡声。这些受试者在试验后访谈的时候强调，他们尽可能做出最短促电击，“显示他们的人道主义”。

很多人都讨厌偷窃、杀戮和人身攻击。但是，如果这个命令来自权威，他们就可能会在内心深处认可这些原本厌恶的事情，并且予以实施。

人类是否也具有这种抑制机制呢？这个问题似乎显而易见。我们都知道，在人类的天性中，当出现对他人的破坏性冲动，我们就会对其进行抑制。良知或者超我这样的术语，表述的就是这种抑制体系，其功能是压制源自个体压力体系的冲动的无序表达。在上文中，我们的自动体开始具有一些人类的特性和结构，但这并不是因为其设计遵循了人类的模型，而是因为，任何体系中的生物体成员，都需要通过环境输入维持自我状态，而不是通过破坏同类。

当他得知精神科医生对服从比例的低预期值时，表示很惊。他说，他在纳占领的欧洲生活过，根据这段经历，他可以预料到服从命令的高比例。他还建议：“在德国和其他国家进行相同的实验可能会很有意义。”58对权威的服从这次实验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实验结束几天后，他给我们写了一封很诚恳的长信，问他是否可以和我们起工作。“尽管我…在工程行业中工作，但我确信，对今天的世界而言，社会科学，尤其是心理学，是更为重要的学科。

我可羡慕你爸了，死得够敞亮，不像我，活着憋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