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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过去历史及人物、事件、思想的分析，转化为对权力和知识关系的分析，这使历史研究尤其是思想史研究，出现了另一种思路。

古今绘画的方法，一般都以远景为上，近景为下；外境为上，内境为下。

除了佛教以外，古代中国从来没有受到过真正强大的文明挑战，古代中国人始终相信自己是天下的中心，汉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顶峰，周边的民族是野蛮的、不开化的民族，不遵循汉族伦理的人是需要拯救的，拯救不了就只能把他们隔离开来，中国人不大用战争方式来一统天下，也不觉得需要有清楚的边界，常常觉得文化上可以＂威服异邦＂，而此邦与异邦的地理界限也会随着文明的远播和退守在不断变动。

古代中国遗留的历史记忆并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东西，它使得清帝国在未战败时对日本充满了毫无理由的自负和骄傲，在已战败后对日本又充满了相当深刻的忌惮和艳羡。不过，这种记忆是历史的存在，它使中国人在面对西方的压力时，不是“中体西用”就是“西体中用”，它在价值和文化上的认同空间是“中”或者“西”，并不很会考虑建构一个相对于西方的“亚洲”，或者建构一个可以互相认同的“同文同种”。

我不是说将历史当作文学，只是说，当历史的写法发生变化时，描述的过去也就发生了变化。从这点看，叙述、写法、文本应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是历史学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

历史并不纠缠“当下”，真正影响今天生活的，至少还有两种东西，一、几千年来不断增长的知识和技术；二、几千年来反复思索的问题，以及由此形成的观念，宇宙和社会、人生的关系。如果说前者是技术史，那后者就是思想史。”

在福柯这里，历史资料不再是真伪在先，而是它所处在哪一个地层最重要，知道它在哪一个地层，就等于确定了它在系谱里的位置。于是真也罢，伪也罢，都可以说出它那个时代的话来。这在历史重建上可能不是很有用，但是在思想史研究中却很有用。

为什么说“建构”这个词？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接受的、习惯的，所有常识性的、天经地义的、不言自明的东西，很可能都是后来才逐渐地被确立起来，被建设起来的，它本来不应当免于“审查”的豁免权，但是当它成为“常识”的时代，大家都不审查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觉得理所当然了。

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才给中国造成了极大震撼。因为他告诉中国人，第一，人生活的世界不再是平面的，这瓦解了天圆地方的古老观念。第二，世界非常大，而中国只居亚细亚十分之一……

以我个人的看法，从中国的文化史、思想史和学术史角度上说，“20世纪”实际上是从1895年开始，到1989年结束。

今书肆之书易得，有铜钱数百，即可得语录若干家，取视之，编类整整，欲言性，性之言千万，欲言仁，仁之言千万，而又风气日薄，机警巧慧之子，所在不绝产，被以学子之服，读《四书》数页，则相逢语太极矣，自先圣所删定诗书，已有置之不读，盖无问其他。

他们克服了无房、无电、无自来水、无交通工具、经费拮据、缺少人手、孩子不能上学等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一边保护，一边研究，筚路蓝缕，含辛茹苦，开创了敦煌艺术研究所保护、研究、美术临摹等方面的业务方向，为敦煌石窟事业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