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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性别麻烦》里的研究，结果成为某种形式的文化翻译／番易（culturaltranslation）。

巴特勒不仅把性别当作创造主体的表演规范，更是开始关注种族、阶级等其他社会规范与性别的交叉影响——这是当今性别研究的整体走向，解放事业的各个分支总得互通有无，虽然“解放”的概念同“面具”或“演员”一样，本身就是一座海市蜃楼。

所以说女人“是”阳具，是因为她们保有一种权利，亦即反映或再现男性主体不证自明之姿的这个“真实”；如果撤销了这个权利，那么也将打破建立男性主体位置的基础的一些幻想。为了“做”阳具，做一个显然是男性主体位置的反映者与保证者，女人必须变成、必须恰恰“是”（也就是一番作态，看起来跟真的似的）男人所不是的一切，并且，在她们缺乏中建立男人本质的功能，

男人之间建立的互惠关系所形成的情况是男人和女人之间极度非互惠关系，以及女人之间彼此联系的断裂。

关于起源的故事是叙事的一个策略性手段。在语言之外没有女性。（杰奎琳罗斯）欲望以及对欲望的压抑，提供了巩固司法性结构的一个机会；欲望以一种仪式性的象征姿态被生产、被禁止，而司法模式借此行使并巩固自身的权力。

欲望以及对欲望的压抑，提供了巩固司法性结构的一个机会；欲望以一种仪式性的象征姿态被生产、被禁止，而司法模式借此行使并巩固它自身的权力。乱伦禁忌是司法性的律法，它被认为是通过强制的认同机制来禁止乱伦欲望。

性别的复杂性需要一些跨学科的、后学科的话语，以便能抵抗学院对性别研究或妇女研究的驯化，并使女性主义批判的概念具有激进的特质。

在生物的男性或女性转变成社会性别化的男人或女人之前，“每一个小孩都拥有人类所能表达的所有性/别的可能性”。

生理性别的单义性、社会性别内在的一致性，以及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二元框架，从头至尾都被看作是一些管控性的虚构，它们巩固、自然化彼此有所交集的男权和异性恋主义压迫的权力体制。身体不是一个准备就绪的表面，等着被赋予意义，而是一组个人以及社会的边界，它们被政治性地赋予意义并受到维系。

如果要使异性恋成为一种明确的社会形式而保持完好无损，它需要一种可理解的、关于同性情欲的设想，同时也需要使那设想成为文化上不可理解的，而对它加以禁制。

系谱学的批判方法拒绝追索那些受到压抑而深埋的性别的源头、女性欲望的内在真实、以及纯正或真正的性/别身份；相反地，系谱学探究的是，将那些实际上是制度、实践、话语的结果，有着多元、分散的起源的身份范畴，指定为一种起源（粗体）或原因（粗体），这样做的政治着眼点是什么。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