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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的民粹主义者当然会面临种种失败，但他们总是可以将所有失败都归咎于那些“反人民的精英”的破坏，这就是民粹主义者往往偏爱阴谋论的原因之一。人民必须永远正确，一切失败都是敌人的阴谋所致，而国内或国外的敌人又总是取之不尽的。

实际上，皮凯蒂的立场是社会民主主义，他支持政治民主和经济全球化，也不否认市场经济的积极意义。他在访谈中明确表示，他的目标是改造资本主义，方法在于民主政治。通过税制改革以及经济和金融的透明性，让民主压倒资本主义，而不是相反。显然，他并不企图在资本主义体制之外另起炉灶——这在他看来是比税制改革更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他要为资本主义敲响警钟，而不是丧钟。

在《资本主义与意识形态》中，皮凯蒂研究发现，半个多世纪前西方左翼政党推进的社会民主派议程相当成功，这使他们所代表的经济中下层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实现了向上流动，成为教育良好和较为富裕的中产或中上阶层。但这改变了左翼政党内部的社会结构，成功向上流动的左派领袖们成为新的精英，皮凯蒂称之为“婆罗门左派”，脱离了那些未能改变命运的下层群体，使后者沦为“不被代表的”（unrepresented）人，这是滋生民粹主义的重要力量。

公共知识分子常常被指责具有精英主义倾向，但他们的批判揭露了伪装成智慧的陈词滥调。而思想领袖往往由于涉嫌学术上的草率肤浅而受到嘲讽，但他们创立和传播的新观念，能够在风云变幻的时代提供具有启发性的视角和方法，以激发人们去重新想象这个世界。

人类的大历史恰恰（主要）是一部“冲突而汇聚”的历史，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经由冲突，达至共通，终于汇聚”的故事。这是美国南北战争和战后重建的故事，也是欧洲经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和平进程，最终走向欧盟创立的故事。

在笔者看来，一个未被明述却更为致命的反诘是：即便接触战略的失败是一个事实，这本身在逻辑上并不意味着其他选项（比如“围堵”战略）将获得成功，或者不会导致同样的甚至更加严重的失败。这种深层的不确定性，塑造了当前各种对策提案的竞争性尝试性和暂时性的基本特征。

于是，美国社会落入了优绩制的陷阱：一面是中产阶级“无工可做”转向“被迫懒散”，一面是精英阶层“过劳而获”陷入“时间饥荒”。优绩制本身成功了，但这场竞争中的成败双方都过着悲惨的生活。这很接近马克思的一个论题，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家和工人同样处于“异化”状态。

另一方面、西方对中国的过论，对我们中国人自己也有参考意义。有一种固执的偏见认为，只有自已才最了解自己。但学过心理学、社会学的人知道，这种看法是非常片面的。古人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恰当的自我理解，恰恰需要把自己和所关系性”的自我联系起来，与外部对自己的认识结合起来，完全的自我是无法理解自己的。因此，将西方对中国的理解纳中国自己的视野，这是一种本来就存在的，也许正是我们在不自觉地沿用的认知方式

比如，父母都想让子女就读好的学校，纷纷购买好学校附近的住宅，于是导致优质学校周边的房价飞涨。父母们为此更加辛苦地工作挣钱，来提高自己家庭的购买力。但是，当众多家庭都卷入这场竞争，最终付出的努力就会相互抵消，仍然只是少数人能进入优质的学校，而整个群体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在新一轮全球化之前，一个人在全球收人分布中的位置最主要地取决于其公民身份，或者说在哪个国家工作，这远比做什么工作重要得多；而在全球化之后，公民身份对收入水平仍然非常重要，但其权重有小幅降低，而从事的职业类别变得相对重要。

我相信人最难做到的是始终如一，而最易做到的是变幻无常。我们不是在走路，而是在漂流；受到河水的挟制，根据潮水的涨落，时而平静，时而狂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