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样的你，活着就具有重大意义。生命存在于我们能够支配的时间里。

所谓“秩序”不是静止不变的局面，也不是完全和谐的局面。秩序本身是针对混乱的，没有冲突就取消了秩序本身要针对的问题。秩序不意味着消灭冲突，而是一种应对冲突和解决冲突的能力与机制。

比如，父母都想让子女就读好的学校，纷纷购买好学校附近的住宅，于是导致优质学校周边的房价飞涨。父母们为此更加辛苦地工作挣钱，来提高自己家庭的购买力。但是，当众多家庭都卷入这场竞争，最终付出的努力就会相互抵消，仍然只是少数人能进入优质的学校，而整个群体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西方对中国的过论，对我们中国人自己也有参考意义。有一种固执的偏见认为，只有自已才最了解自己。但学过心理学、社会学的人知道，这种看法是非常片面的。古人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恰当的自我理解，恰恰需要把自己和所关系性”的自我联系起来，与外部对自己的认识结合起来，完全的自我是无法理解自己的。因此，将西方对中国的理解纳中国自己的视野，这是一种本来就存在的，也许正是我们在不自觉地沿用的认知方式。

人类的生活是一种艺术，将我们在世界中的存在方式，提升为更优雅的存在方式。深谙礼仪之道的人不仅不会冒犯他们的邻居，并且他们的生活优雅而美丽。

认同感和方向感是人类在世存有的主要观点。因此认同感是归属感的基础，方向感的功能在于使人成为人间过客（homovitor），自然中的一部分。

十九世纪的绘画与二十世纪的绘画的区别，要之，前者是客观的，后者是主观的。即前期所说的科学主义化的印象派为客观艺术的终极。现在所说的后期印象派为主观艺术的发端。故所谓后期印象派，所谓野兽派，并非各持不同的主张，各树不同的旗帜的各别的流派。只是在一千八百七十年前后，印象派达到艺术的现实主义、客观主义的彻底点的时候，画坛上发生次时代的新艺术现象，这新艺术现象前期名为“后期印象派”，后期名为“野兽派”而已。

他旋转身子去，对了书桌，只见蒙着一层尘，再转脸去看纸窗，挂着的日历上，写着两个漆黑的隶书：廿七。

思想的主要图景发证在脑海之中，而身体保持不动。虽然我们智力高超，但我们的思维并非没有限制。绘画——如松前诹访和芭芭拉·特韦尔斯基所说——是一种精心编排的自我交流方式。把思想暂放一边，是我们挑出固定思维，充分利用我们视觉系统和观察事物之间关系的能力。我们由此开阔了思维，思考与感知并用，二者同时运转。绘画不是手转录头脑中的想法，而是为了追寻更深层次的理解。

树木倒下后，光线趁虚而入。没有被倒下的树木击中或压死的幼树如今沐浴在阳光下，茁壮地成长。他们已经等待了太久。他们虽然比较矮小，看起来还很幼嫩，但是很多幼树很可能已经有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高龄了。它们在遮蔽环境下缓慢地生长，隔上几年就要枯死一回，然后重新从根部发芽，一点点地往上长。他们拿时间做赌注，一直等到有隙可乘，重见天日。

首先，作为这一研究对象的两个关键人物——毛泽东与斯大林，他们内心最深层的想法和战略谋划往往是不为人知的。

我们似乎感受得到从照片里扑面而来的海风，这海风令我眷恋至今。

有那么多人，娇柔做作得没有读也当读了。就像那些青蛙似的男人，他们穿过我的书却连一滴水也没有。

因为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我们大部分人注定是nobody。如何郑重其事地过好nobodyl的一生，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至少我不能保证，就能比Pooter先生过得更好，很有可能更糟。仅就自得其乐地爱命运这一点，大部分人就做不到像他一样泰然。

我是在一个派对上遇见他的，只说得出“我读过你那些优美的诗”。他有种出人意料的诚恳，令我印象深刻，同时，他又有种无所畏惧的坦率。

有些鸟儿天生就是关不住的，它们的羽毛太鲜明，歌声太甜美、也太狂野了，所以你只能放它们走，否则哪天你打开笼子喂它们时，它们也会想办法扬长而去。你知道把它们关住是不对的，所以你会为它们感到高兴，但如此以来，你住的地方仍然会因为它们离去而显得更加黯淡和空虚。

五个感官任何之一的感知都可能同时影响其他感官的感知。...对于识别一个字母、一个单词、一张脸或者其他任何物体的神经活动，都包含了环境刺激产生的神经信号的输入。这个环境包括感知到的其他邻近对象和事件，甚至由环境激活的对以往感知到的对象和事件的记忆。

向人们反复灌输一套核心行为，然后给予他们足够的空间来践行这些行为，或者确切地说，要求他们来践行这些行为，可以让团队变得异常富有活力和积极主动。这样的团队是让你获得成功的最好驱动因素。

寻常所谓悲观厌世，不是真的悲，是浮浅、伤感。陶渊明不是悲观的人，他才是最悲的。浮浅的人易满足也易失望，但过去便完。陶渊明常想到死，不过在死之前不得不活着。

我在画的右下角，慢慢地给自己签上了一个今生自取的名字-ECHO。一个回声。希腊神话中，恋着水仙花又不能告诉他的那个山泽女神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