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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高高凌驾在所有人之上的皇帝，是和平的必要保障。皇帝存在的意义，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在于有这样一尊偶像存在，就可以避免什么，这也就是大汉建国以来“无为而治”的精义。

对浑浑疆噩过日子的人，一定要跟他贩卖恐慌，然后才能把他的行动力激发出来。

司马迁是这个时代的亲历者。后来的历史学家有旁观者清的优势，也许对历史大趋势的把握，可以比司马迁更准确，但《史记》的这部分内容，那种现场感却是后来的史书无法比拟的。他真诚地为国家的强而高兴，也发自肺腑地为英雄人物遭遇不幸的命运而痛心，对汉武帝时代酷吏政治造成的恐怖气氛和民不聊生，《史记》许多地方文辞隐约，似乎有无数话想说而说不出口。差不多也就在西汉帝国走到它历史拐点的时候，《史记》戛然而止。

人类的遗忘能力很强：两多万人的尸骨早已融入大汉的沃土，两千多万人的亡魂在空气中消散得无影无踪，关于战争的恐怖记忆已经基本消失；同时，人类的记性又很好邦、项羽、韩信、张良…这些英雄人物的传奇还人间口耳相传，哪个血仍未冷的人类，听到这样的故事、不觉得豪情万丈悠然神往？

司马谈把先秦诸子纷繁复杂的学说，归结梳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大流派，并对每个流派都做了切中肯綮的评点。司马谈之前，道家、法家这些概念，几乎并不存在，那时人们读到的是一个个的“子”，司马谈之后，人们才习惯于把诸子分类于某个“家”。可以说，这篇文章奠定了后世诸子研究的基本框架。

均输和平准相配合，意味着官府可以强行压低价格采购价值很高的东西，又可以随意抬高价格强迫民众购买价值低劣的东西。汉武帝还向未成年征收人头税，结果导致贫困人家“生子辄杀”……汉兴七十余年，培养出一个富裕阶层，现在朝廷消灭了富裕阶层，实现了共同贫困。孔子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谁说汉武帝推崇儒家，只是装装样子呢？

雄心勃勃的皇帝期待大有作为，天下人也早已不是救死扶伤之不暇、嗷嗷待哺的天下人了。人类的遗忘能力很强：两千多万人的尸骨早已融大汉的沃土，两千多万人的亡魂在空气中消散得无影无踪，关于战争的恐怖记忆已经基本消失；同时，人类的记性又很好：刘邦、项羽、韩信、张良…这些英雄人物的传奇还在人间口耳相传，哪个血仍未冷的人类，听到这样的故事，不觉得豪情万丈悠然神往？

明代的大オ子王世贞，读史的时候提出过一个疑问：张汤的儿子是张安世，他们父子俩都是出类拔萃的聪明人。为什么张汤刻薄而阴险，张安世谨慎而谦恭呢？实际上，父子性情差别很大，固然是常有的事，但张汤的天性也未必是“刻而险”的，他只是足够聪明，知道怎样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张汤之所以是酷吏，是因为汉武帝需要酷吏，如果换一个需求完全不同的皇帝，张汤也完全可以是一个作风完全不同的官员。

酷吏当然从来不是一个利益集团（皇帝信任他们正因为他们不是利益集团），互相伤害的事多得是。

既然注定身为代价，自然只能在代价的立场上发出呻吟或呵斥，或者这也不可以，那仅有的权利，就只能是对这种事业保持一点冷漠。

往上看，财富、权势不如，但有道德优越感；往下看，则有财富和道德的双重优越感。这大概是古今中外“平民阶级的上层”共同的心理。

事之罕有者，如受丈人夸奖的女婿。又如受婆婆疼爱的媳妇。易于拔毛的银制小箝子。不讲主人坏话的侍从。没有一丝儿脾气缺陷，而且容貌好，性情佳，风度又出众，与世人交往，都无一点瑕疵之人。同侍奉在一处，彼此面对面时挺小心客气的，但终究不至于完全不教人看见本性的吧。抄写物语，或歌集之际，不会把墨汁玷污了原书。好的书册，总是小心翼翼地书写，可又难免还是会弄脏了它。无论是男人、女人，或法师，信誓旦旦，而果能真情不渝者，可谓绝无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