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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做到雅俗共赏难，雅俗共赏兼顾严肃思考更难。中国的学院里遍地都是掉书袋的学究，互联网则住满了各种把知识嚼碎了的二道贩子，他们不是装X就是不说人话，但像王小波这样严肃思考还说人话的作家，其实屈指可数。

在她（吕秋美）的身上，我们能看到英国作家伍尔夫代表作《达洛维夫人》的影子，还有基耶斯洛夫斯基导演动人的《爱情短片》，故事里的女性都步入成熟，站在性与爱的激流中，却被干枯的生活所困住。她们面临着感性与理性、欲望与现实的冲突，在“遵循自我”还是“顾全他人”间徘徊。“过怎样的生活”，这是一个道德问题。

钱锺书和鲁迅一样成为转型中国的稀有动物，只有在新旧变革的时代才能酝酿那样的现象，在古士人之风遗存、欧美先进知识传来的交汇之中，在知识分子占据言路中心、互联网尚未诞生的历史缝隙中，钱锺书凭借渊博学识和非凡记忆力满足大众对知识分子的想象。但这种想象正随着大数据而被动摇，恰恰是在新千年后，对钱锺书的推崇已经分化为拥趸与质疑者的对立。

恰恰是认清到了乡土社会现实里的破碎、芜杂、残酷，以及社会的结构性困局，是如何通过底层互害，转嫁成对个体的伤害，鲁迅才冷静地书写了底层对底层的嘲笑。

读这篇小说需要注意到，小说中关于孔乙己的描述都是出自他人之口，孔乙己其实是一个被剥夺了话语权的人，一个失语的人。

因此，日后的人要回顾二十世纪的中国，会发现两种文学传统。一种，是鲁迅的传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一种，是钱锺书的传统。人谓我狂，我实狷者。生逢乱世，可以默存。

是以，在这样的权力结构和社会评判体系里，人们才争相竞争成为“人上人”，或者沦为统治阶层的帮闲，而底层继续互害，社会缺乏容忍与理解的善意，普通人深处其中，愈发被一种单一的成功—失败话语体系所覆盖。

袁哲生用文字建起一座童年乌托邦，那里没有主义，没有争斗，没有尔虞我诈，没有处处提防，那里有童年往事，父亲垂下的背影，清风拂过的水塘，潮湿的雨季，捉迷藏的孩子，和一场场寂寞的游戏。

于是，克隆人只能用自我欺骗甚至遗忘的方式愈合伤痕，比如凯西在叙述中经常强调自己做事的意义，说“能够干好我的工作，特别是让我的捐献者保持‘平静’这一点，对我意义良多。”同时，她又淡化自己受过的伤痛，一次又一次试着告诉自己不应该总是回头看。

聚斯金德是影响袁哲生最深的文学老师，这种影响，有点像菲茨杰拉德之于村上春树。聚斯金德的代表作《夏先生的故事》是袁哲生若干小说的母题，或者说，它是一个文学上的幽灵，他们共同在书写“静止的时间”——把时间停止，然后无限放大，在这短短的一瞬间，世间万物就能无穷展开。

在黑尔舍姆，监护员对克隆人的监视精确到分秒，他们奖赏遵守纪律的学生，对违纪者施以严惩。他们告诉克隆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训练克隆人的忍耐力，在给予克隆人的教育中，他们希望克隆人意识到自己是背负着使命来到这个世界，完成使命就是他们实现生命价值的必经之路。克隆人从小活在一种集体叙事之中，这个集体提倡个人牺牲、绝对服从，这样的观念潜移默化入克隆人的脑海中。

我们是自己的魔鬼，我们将自己逐出我们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