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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继承了孙中山几乎毫不掩饰的亲日立场，认为民族主义即是与日本一道，把西方帝国主义驱逐出亚洲，实现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理想；对他来说，三民主义的“根本精神”在于中日两国“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

滥发纸币成为国民政府抵消赤字最方便的手段，但这反过来又引发了通货膨胀；从1946年1月到1948年7月，物价上涨了157万倍，而从1948年8月到1949年4月，物价又上涨了112490倍

制约国民党建国成败的关键，则在体现于其财政构造、国家组织机构和政治认同上的“半集中主义”特征。

国家之所以不用将权力深入基层社会，是因为相对于庞大的纳税人口和经济体量，国家的岁收需求很低：地缘环境的安全，使得国家的军事开支有限且稳定；同时，内地人口的高度同质，也带来治安成本较低和政府规模较小的优势。

这些地缘政治的现实意味着，中共发现自己往往在一些紧要关头受到苏联人的牵制，尤其当国共冲突危及国内的团结和稳定，进而威胁苏联的战略安全时

本章的主旨，是欲识别军阀中的“赢家”（即在混战中得以幸存并最终主导中央政权的少数军阀）与“输家”（在竞争中败北、最终被赢家消灭或吞并的大多数军阀），并探究赢家取得成功的原因，以及他们在缔造现代国家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隐藏在噶尔丹和康熙帝军事对立背后的原因之一，是通过不同的藏传佛教领袖来影响喇嘛教信众，以此确立各自的政治支配地位。

由于中国在传统上是东亚唯一的主导力量，并声称对周边所有国家拥有文化和政治上的优越性，因此中国在融入以欧洲为中心的国家体系中尤为困难和漫长。对它而言，最大挑战是放弃自己一直宣扬的世界中心地位，平等对待其他所有国家，并终结与周边附属国的宗藩关系，承认它们的独立。

对待蒙古，尤其是内蒙古，由于地理上距离京师很近，在战略安全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清朝要对这一地区实施更严密、有效的控制。西藏则远离政治中心，将之分为若干区域，由中央直接加以控制，在战略上意义不大，地理上不太方便，财政上也似乎并不划算。因此，清廷允许西藏世俗政权在治理整个高原方面享有较大的自治权。

与这些将共产党革命解释为一种以农民为主体的被动反应的观点相反，另一种研究路径则强调共产党的首创精神和组织能力，认为革命是“制造”出来的。

中央权力下移与地方封疆大吏的自强、新政举措，两者实互为因果。权力地方化本身并不是坏事，如果它没有直接导致国土四分五裂的话；恰恰相反，它实际上是晚清国家赖以幸存、中国得以开启向近代主权国家转型的基本条件。

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技术提高了产量，城镇吸引大批乡村人口流向城市，粮食和木材越来越多地从国外进口，结果，对农地的需求减少了。边缘农地首先被弃，森林开始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