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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过去历史及人物、事件、思想的分析，转化为对权力和知识关系的分析，这使历史研究尤其是思想史研究，出现了另一种思路。

古今绘画的方法，一般都以远景为上，近景为下；外境为上，内境为下。

我不是说将历史当作文学，只是说，当历史的写法发生变化时，描述的过去也就发生了变化。从这点看，叙述、写法、文本应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是历史学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

在福柯这里，历史资料不再是真伪在先，而是它所处在哪一个地层最重要，知道它在哪一个地层，就等于确定了它在系谱里的位置。于是真也罢，伪也罢，都可以说出它那个时代的话来。这在历史重建上可能不是很有用，但是在思想史研究中却很有用。

为什么说“建构”这个词？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接受的、习惯的，所有常识性的、天经地义的、不言自明的东西，很可能都是后来才逐渐地被确立起来，被建设起来的，它本来不应当免于“审查”的豁免权，但是当它成为“常识”的时代，大家都不审查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觉得理所当然了。

以我个人的看法，从中国的文化史、思想史和学术史角度上说，“20世纪”实际上是从1895年开始，到1989年结束。

他认为知识、思想和信仰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变化，是它和权力互相纠缠的结果。他认为权力能够建构知识，而知识反过来又成为权力。

我们能不能打通政治史、学术史、思想史、社会史的界限呢？或者说，这些学科界限原本就是画地为牢？

清华校园中心的石制日晷最丢人，居然是朝北放，显然放反了，一个以理工著称的大学竟然将日晷放反。更丢人的是中华世纪坛，那指针居然在边上，还说是仿照古代的日晷。

福柯就是这样，要用考古的方法挖掘、用系谱的方法重建一种话语的历史，这样，一个思想的历史也就被描述出来了。福柯式的思想研究，实际上告诉我们，人的观念世界中，平台、焦点、背景在不断地转移，而平台、焦点和背景的转移，本身就是一个思想史的过程。

目前我们看到的，古代中国惟一不以中国为天下正中的地图，就是《佛祖统记》中的三幅图。在宋代以前，这是极罕见的多元世界观，它的《东震旦地理图》、《汉西域诸国图》、《西土五印之图》就构造了三个中心的世界。

置酒长安道，同心与我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