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中比较令人不解的一件事就是去景点参观。对于来中国的旅行者而言,这是他们所能做的最无益的事情之一,简直就是浪费精力,很多时候连娱乐消遣都算不上。它带来的疲惫感完全不亚于朝圣仪式,却不会给人半点精神上的慰藉。
AI时代,有人焦虑失业,有人偷偷变强,不写代码不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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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的破败之相也道尽了这座城市的面部表情:受尽折磨、垂头丧气、孤独到有点绝望,有时痛苦不堪,有时愤世嫉俗。让人惊讶的是,身处如此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居然还可以保持这样的尊严,还可以这样谦恭有礼。这也是好事,因为谦恭可以弥补他们在另一方面的不足——饥饿让他们变得因无时无刻不想谈论食物而招人嫌恶;贫穷让他们看上去贪得无厌;物资匮乏使他们显得物欲横流;而经济政策则将他们变成宗教狂热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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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一直有个难题。如果有什么地方风景特别好看,人们就会蜂拥而至,然后美景就被人群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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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人来说,学英语的好处就是可以找到新的渠道,来接触许多官方禁止的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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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谴责永远只针对高层领导:下属总是无辜的。“文革”之后,他们正是凭借这样的方式克服了深重的罪恶感。这一阵跨越十年的恐怖之风,曾经波及中国的每一个城市与乡镇,而它的始作俑者则是被称为“四人帮”的四个恶魔。对于任何恐怖行为,没有哪个红卫兵被要求以个人名义负责——没人审判他们,而除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叫嚷之外,我也从未听过任何人掲露他们的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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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过彼尔姆,在1100英里(1770千米)处跨越东西界标,然后驶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一路上民居越来越小,外观也不停地变化,从城市里的钢筋水泥大厦,到郊区的砖瓦平房,再到木板搭建的住宅,越往前走房子越简陋,直到出现用半圆木做成的屋舍,再偏远一点,就只有一根根整木堆砌起来的小屋,墙体的缝隙用草皮堵住。只要走上50或100英里(80或160千米),你就能了解苏联建筑的全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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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凍僵在座位上讀《當代英雄》,戴著厚手套的手僵硬得無法運作,只好用鼻子翻頁。(旁邊的中國乘客可能會想:原來他們的長鼻子還有這個用途!)雖然這本書不厚,可是奇怪的是,我一直看不完;我好幾次從頭開始重新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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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西伯利亚快车的经历既单调乏味,又有种苦行僧般的凄美:火车整个白天都在疾行,发出巨大的声响,窗外只有桦树林和起伏的山丘,到了夜里外面一片漆黑,漆黑过后看见的是更多桦树林和更多起伏的山丘;接来下整个白天又都是这个样子,到最后你会觉得窗外那些根本不是风景,而更像墙纸——那种极其简单的一张连着一张的墙纸,让人宁愿去观察拼接处的痕迹,也不愿去欣赏它本身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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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每当有事故发生,人们都要去弄清楚问题的关键在:到底该谁负责?或者说,谁该为错误买单?这场事故中有个男人受伤了,但在讨论了20分钟以后,他们觉得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就让火车滞留,这可是中国速度最快的长途火车,除了补充燃料之外它是不停站的,从北京一直开到上海。农民应该为事故负责,是他们让粒机撞上火车的。至于那名伤者,完全是他自己的责任。我们又重新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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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是最瘦削的老先生和最年迈的老太太,她们的动作表情都非常生动,而且他们都很爱开玩笑。我在中国见过的人当中,他们是最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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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伦郊区之所以让人沮丧,并不是因为看上去脏乱不堪,而是它们永远一成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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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西方人在自己国家从不去教堂,到了中国却喜欢往教堂跑,以此来表明自己与众不同,实在让人气愤。所以我在中国不进教堂,但有时如果看见草地上有只鸟,我会跪下来,惊奇地望着它在那里抽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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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赢者把生活看作一个合作的舞台,而不是一个角斗场。一般人看事情多用二分法:非强即弱,非胜即败。其实世界之大,人人都有足够的立足空间,他人之得不必就视为自己之失。人际交往的六种模式双赢不是什么技巧,而是人际交往的哲学,是六个交往模式之一,这六个模式分别是:◎利人利己(双赢)◎损人利己(赢/输)◎舍己为人(输/赢)◎两败俱伤(输/输)◎独善其身(赢)◎好聚好散(无交易)“我认输,你赢了。”“就这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