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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这样的架构直接以虚构作品的方式向我们呈现，这种虚构物恰恰使我们能够间接地表达真相。（13）

忧郁可以说是哲学的开端——也正是因此，《忧郁症》中的贾斯汀恰恰并不是忧郁的：她的损失是绝对意义上的，这就是世界的终结，而贾斯汀之前所哀悼的也正是这个绝对的损失，可是说，贾斯汀真正地生活在世界的最后时刻。（30）

城中弥漫着近乎疯狂的官僚作风：为了营造维希政府是代表法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幻象（虽然从法理上说，这在当时的确是事实），西格玛林根的国家机构继续着它在法国时的工作：每天，政府都作出数不清的声明、法案与行政决策，尽管所颁发的这些文件毫无实际效力——这就像一台失去了国家的国家机器，它自行运转，漫无目的地实现着自身的职能。（10）

影片中的这个线框，就如同框柱现实生活的幻象之圈；而恰恰是在他物溢出幻象的架构并进入现实之际，我们才能感受到这种震撼。（23）

在其最彻底的意义上，忧郁症并不意味着哀悼的失败（亦即对丧失之物挥之不去的依赖）；恰恰相反，“忧郁症提供了一种意欲哀悼的两难状态，这种状态发生在对象的失去之前，并预示着后者。”（GiorgioAgamben，1993）在其中，我们看到了忧郁者的策略：面对那些我们从未拥有或一开始就已失去的东西，唯一占有它的方式，就是将那些我们仍然完全拥有的东西看做已经失去之物。

逼近行星是个他物——这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dasDing（纯粹之物）（豆瓣网友注：即他物，thething）：即破坏了象征架构的真实之物。

运动观从动力说到惯性说的变化，改变了我们看待现实世界的基本方式。这种转变是一个事件：在其最基础的意义上，并非任何在这个世界发生的事都能算是事件，相反，事件涉及的是我们藉以看待并介入世界的架构的变化。（13）

事实上，道德进步的标志之一，恰恰就是对于酷刑的这种毫无讨论余地的，“教条式”的抵制态度。既如此，我们该如何看待对酷刑的“现实主义”辩护？有人会说：既然酷刑古往今来总是不断发生，那么（p.199）把它作为公开的讨论议题不是更好吗？但这种态度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倘若酷刑总是不断发生，为什么掌权者现在会向公众公开？答案只有一个：公开讨论的目的，就是要使酷刑正常化，从而降低我们的道德水准。

贾斯汀所提供的只是一种实际上毫无魔力的象征性虚构，然而这种谎言却在某个适当的层面上产生了消除恐慌的作用。……“魔法洞穴”的意义在于让我们欢愉地接受末日的到来。这其中并没有病态的成分；相反，这种接受的态度恰恰构成了具体社会参与的必要背景。（25）

她早已远离现实生活，生活在自己的抑郁世界中。（24）……（与其他人物相比），贾斯丁则处于主人的地位：她通过“主能指”（Master-Signifier）的呈现，使混乱与恐慌平息下来，这个主能指给令人困惑的场面带来了秩序，并赋予其意义的稳定性。（25）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