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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自由人文主义式解读方法的仅仅是道德信念，它缺乏某种模式，已构成文学批评的系统方法。它热烈颂扬“人生”，因此给它贴上“利维斯式”的标签并不过分。其次，这种方法似乎跳跃了形式、结构、体裁等一系列问题，直接进入内容的讨论。如果我们把上面的简述发展下去，肯定也会在诸如结构、象征、图示这类问题上做出评论，但它们的作用是次要的，只是支撑首要核心问题的具体素材，而这个首要核心问题就是道德立场。

理论的目的恰恰是反对文学，也正因为如此，文学理论区别于文学评论，因为后者通常站在文学一边。在他看来，理论犹如一只超级虽子从内部叮咬文学，目的就是终结文学（可要是文学不存在，又如何终结它呢）。书的结尾部分充满宗教寓言色彩，伊格尔顿在其中提出下面这个堪称“神学”的问题：

因此，进入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的主要努力就是暴露所谓父权机制，也就是影响着男男女女，维系不平等性关系的文化“思维定式”。批评家把注意投向那些构筑起典型，或有广泛影响的妇女形象的男性作家的作品，而随之而来的批评也不可避免火药味浓烈，引起强烈争议。

结构主义精髓就在于坚信孤立的事物无法理解，观察必须在事物所构成的更大结构的语境中进行。 这里所说的结构是由我们感受世界、组织经验的方式所带来的，而不是存在于外在世界中的客观实体。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是：意义并非事物的内核或内在精髓，而总是存在于外部，总是外附于事物。按字面意思来说，意义是由人类的心灵赋予事物的，并非存在于事物内部。

总之，对于理论而言：政治无所不在、语言构建现实、真理非无条件、意义有偶发性、普遍人性是神话。

日本“幽谷”的悲剧现在已经拉开了序幕。秘密的中层军官派系可以控制日本的内政和外交，他们采用的方式是在国内外进行恐吓、暗杀和暴力挑衅。他们往往先斩后奏，制造事端之后再威胁上级默许他们造成的后果。日语中有个专门的词描述这一行为，叫作“下克上”，即下级制伏上级，这个词在日本历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