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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自由人文主义式解读方法的仅仅是道德信念，它缺乏某种模式，已构成文学批评的系统方法。它热烈颂扬“人生”，因此给它贴上“利维斯式”的标签并不过分。其次，这种方法似乎跳跃了形式、结构、体裁等一系列问题，直接进入内容的讨论。如果我们把上面的简述发展下去，肯定也会在诸如结构、象征、图示这类问题上做出评论，但它们的作用是次要的，只是支撑首要核心问题的具体素材，而这个首要核心问题就是道德立场。

历史主义主要热衷于话语、情感结构、思维定式、身份认同等等。在我看来，他们似乎比真正的历史学家更自信，认为这些至关重要，却又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可以还原出来。同历史学家不同，历史主义者试图直年“身份”层，而无须像历史学家那样把大部分时间耗费于细节考证之上。

理论的目的恰恰是反对文学，也正因为如此，文学理论区别于文学评论，因为后者通常站在文学一边。在他看来，理论犹如一只超级虽子从内部叮咬文学，目的就是终结文学（可要是文学不存在，又如何终结它呢）。书的结尾部分充满宗教寓言色彩，伊格尔顿在其中提出下面这个堪称“神学”的问题：

因此，进入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的主要努力就是暴露所谓父权机制，也就是影响着男男女女，维系不平等性关系的文化“思维定式”。批评家把注意投向那些构筑起典型，或有广泛影响的妇女形象的男性作家的作品，而随之而来的批评也不可避免火药味浓烈，引起强烈争议。

总之，对于理论而言：政治无所不在、语言构建现实、真理非无条件、意义有偶发性、普遍人性是神话。

如果《潜行者》（Stalker，1979）可以说是塔科夫斯基的杰作，那首先是由于它的肌理的直接物理效果：它的形而上求索的物理背景（艾略特会称之为客观对应物）即“区域”的风景，是一片后工业的荒原，野草蔓延在废弃的工厂上，水泥管道和铁轨遍布死水，徘徊着流浪猫狗。通过一种共同的衰败，自然和工业文明在此重新重合—文明的衰败就是逐渐被（并非理想化的和谐自然，而是）解体过程中的自然重新收回。终极的塔科夫斯基式风景就是潮湿的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