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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格雷戈里所言，我们时代的悲剧，并非科学的进步已经被视为可以使基督教世界观变得无效；而是这种进步已经被视为可以使所有非科学的世界观都变得无效。于是，我们要么选择一种世界观——它明显难以解释我们每天都在苦苦思考的价值和意义等核心问题——要么选择虚无。但是，这实际上是在两种虚无之间做选择，因为在科学世界观（或所谓科学主义）的核心，是虚无主义的虚无，是荒诞的幽灵，它的空洞凝视，会使所有的东西都变成石头。

这种生活中即使有也只是很少一部分人，似乎会从他们的死亡中学到假定的教训，即他们不再会受哪怕一点点的罪恶的影响。但是人们相信，在来时，人们将不再倾向于罪恶。于是，在我们的尘世存在和天堂存在之间，一道明显的裂痕再一次显现了，而且我们此世的本性与来世的本性之间的连续性或同一性问题也再一次显现了。

意义是一个关系性概念，它意味着非视角性的意义不可能存在。意义不是某种能够完全独立于各种视角或解释而存在于“那里”的东西。从意义这个术语的本来意义来说，没有这样一种所谓纯粹“客观的”意义的东西。

他们会注意到，谴责这些流浪汉，谴责他们的父母或他们所处的社会，都是无济于事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生活在一个此类暴行会日复一日地发生的世界，而且那生产这些暴行的扭曲的心灵和精神也在发展。

焦虑是这样一种意识，即不管我当下正进行什么样的行动，不管我正在追求什么样的方向，我都可以与此完全不同地行动或生活。恐惧是对来自外部的威胁的意识，但焦虑是对我的自由的全部范围的意识。焦虑感把选择的各种可能性放在我面前。

马尔科姆·马格里奇极其清晰地表述了理论性的怀疑如何与生存性的确信共存于一个人的内心：“上帝当然不可能说谎。他还可能从来没有存在过，尽管比起我自己的存在，我更确信他的存在。”“我带着完全的确定性行动，但是这种确定性是我自己的。”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这部近年来所有论述科学本性的书中最有影响力和思想穿透力的著作里，托马斯·库恩详细分析了既有共同环境在科学理论的发展和辩护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他还令人信服地指出，自然科学并非被最终证实的理论的不断积累，而是一种活跃的、持续变化的计划，一种服从于革命性的非连续性的范式研究。

圣经只会对它持续丰富和改变其生活的那些人具有启示作用，这意味着，它的权威性，就像对信仰的确信，是生存性的，而非理论性的。也就是说，就像任何其他神圣经文一样，圣经也必须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发现新的肯定性和意义，而且对每一个信仰者共同体来说也是如此。把圣经不再视为绝对正确的命题的基础，而视为一本书，其权威性存在于它的激励和更新力量中，赋予生命连贯性和目的的力量中，可能会更有意义。

知识的进步不可能仅仅来自历史和社会语境的持续辩证运动，也不可能仅仅来自个人的经验、洞见和理性——在这种辩证运动中，传统的无声影响不可能被弃之不顾，而必然总是内含于它们之中。一种与过去之间的新的断裂，还有一种坚持，即每一种能够被真正认识的东西必然被降至清晰而明确的观念的绝对起点，让我们不可能知道任何东西，因为没有假设的理解语境存在，其中对确定知识的寻求活动可以发生。

不存在一个所谓人格核心——它是完全自律和自给自足的，完全独立于社会制度和共有的社会目标——的东西。即使确实存在这种东西，它也不说可能是这种体系苦苦寻找的普遍道德原则的根源。被剥除了具体的文化和社会关系模式，以及所有以社会为中介的交往和意义体系的人类主体，在提到基本的伦理原则时就会变成哑巴，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这样一种主体必须想关于基本的知识和理解原则。

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