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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财富对社会流动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这笔财富相当于非正式的保险，允许孩子们承担起更多的生活风险，有机会寻求更丰厚的回报。例如，子女如果能从父母那里借到生活费用，那么他在找工作时就更有精挑细选的余地；反之，如果没有父母所提供的经济缓冲机制，他就必须抓住摆在面前的第一份工作。同样地，有钱人的家庭可以为孩子提供读大学的巨额费用，而穷人家的孩子则要背负起沉重的学生贷款，债务又会进一步限制大学毕业生所能做出的人生选择。

而且我们必须意识到，美国家庭危机的真正根源，并不是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动乱，而是发生在80年代的工厂歇业破产。这一现象也并非仅发生在工业衰败区（RustBelt），而是蔓延至整个美国。

婚人土中，高中教育程度者每100人中有24人离婚，而大学毕业者每10人仅有14人离婚。就离婚率而言，前一群体几乎是后一群体的一倍之多

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家庭结构就可以被视为只是一种中介变量，事实上是上一代人的贫穷造成了家庭的解体，而家庭解体又造成了下一代人的贫穷。但无论如何，家庭都是事关全局的重要因素。单亲父母越多，也就意味着社会流动性越低，这其中的相关性虽然不是绝对无例外的，但也是非常坚实的。

只是基于这些单纯的相关性，我们尚且无法做出任何关于因果关系的推论，但上述事实也足以教导我们，切勿将工人阶级家庭（白人的抑或有色人种的）的崩溃归因为有组织宗教或任何政治意识形态的衰落。个人价值观的变化诚然重要，但只有在与经济低潮同时出现时，才能成为美国家庭衰落故事的线索，而政治意识形态看起来则只是局外因素。

在解释上述两阶家庭体制为何出现时，“结构”说（强调经济因素）和“文化”说孰轻孰重，长期以来学者们莫衷一是。最合理的回答是——两者都重要。不仅如此，在这个问题上，原因和结果常常是交织在一起，难分难解的：贫穷导致家无宁日，而家庭的不稳定又会加重贫困；反过来说，富裕可以让家庭更和睦，而和睦的家庭也更易生财。在前述安德鲁和凯拉的家庭生活中，这种复杂的因果机制和互动全然清晰可见。

在今日之美国，中上阶级的孩子，无论他们来自什么种族，是何性别，生活在哪个地区，言行举止都惊人地相似；反过来，工人阶级的孩子看起来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我们之所以在研究中运用了民族志的手法，目的并不是要描绘出一幅当代美国的浮世绘（考虑到我们的样本很小并且只是便利抽样，因此做到有代表性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也不是要证明故事之发生果真如我们受访者追忆的如此这般，而是要把我们的分析范畴定位在家庭结构、为人父母的方式、学校、邻里社区，然后再去讨论它们在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地域是如何展开的。

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根据其父母的教育程度来判断1959届同学的教育程度？（由于我们的结论是那代人的代际流动相对较高，因此以教育作为分析指标在方法上是偏保守的；如果我们以经济财富为指标，则代际流动看上去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