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所以在研究中运用了民族志的手法，目的并不是要描绘出一幅当代美国的浮世绘（考虑到我们的样本很小并且只是便利抽样，因此做到有代表性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也不是要证明故事之发生果真如我们受访者追忆的如此这般，而是要把我们的分析范畴定位在家庭结构、为人父母的方式、学校、邻里社区，然后再去讨论它们在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地域是如何展开的。

在今日之美国，中上阶级的孩子，无论他们来自什么种族，是何性别，生活在哪个地区，言行举止都惊人地相似；反过来，工人阶级的孩子看起来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根据其父母的教育程度来判断1959届同学的教育程度？（由于我们的结论是那代人的代际流动相对较高，因此以教育作为分析指标在方法上是偏保守的；如果我们以经济财富为指标，则代际流动看上去会更高。）

只是基于这些单纯的相关性，我们尚且无法做出任何关于因果关系的推论，但上述事实也足以教导我们，切勿将工人阶级家庭（白人的抑或有色人种的）的崩溃归因为有组织宗教或任何政治意识形态的衰落。个人价值观的变化诚然重要，但只有在与经济低潮同时出现时，才能成为美国家庭衰落故事的线索，而政治意识形态看起来则只是局外因素。

在解释上述两阶家庭体制为何出现时，“结构”说（强调经济因素）和“文化”说孰轻孰重，长期以来学者们莫衷一是。最合理的回答是——两者都重要。不仅如此，在这个问题上，原因和结果常常是交织在一起，难分难解的：贫穷导致家无宁日，而家庭的不稳定又会加重贫困；反过来说，富裕可以让家庭更和睦，而和睦的家庭也更易生财。在前述安德鲁和凯拉的家庭生活中，这种复杂的因果机制和互动全然清晰可见。

在本书第一章中，我们就是运用来自这次调查的信息，重现了克林顿港在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经济和家庭图景。而我们在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时，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围绕着社会流动的——在何种程度上，1959届毕业生的家庭背景可以预判出他们的教育和事业成就，又是什么样的因素介入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承。

反思社会学力图“促使更多人拿起反抗符号支配昀武器”。昀显然是“的”字之误。15年12月1刷

反省心智不仅可以从常识结构中获取信息，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可以获取个体的观点、信念和目标结构。

反省与观察自己第一重要。有些记录也许对正发生的状态来说，打开一些窗口，但这些文字所代表的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重要的价值。社会需要不同类型的写作者。写作者不是发出口号的人，而是思考与记录一切发生的人。思考与记录有不同的层级和状态。

反思一点也不比被反思的意识更优越：并非反思向自己揭示出被反思的意识。恰恰相反，正是非反思的意识使反思成为可能：有一个反思前的我思作为笛卡尔我思的条件。

反应堆绝对安全的神话，是整个行业里从上到下所有人的共识。P143

反映出值得我们关注的两大要素：一是对能够给人带来即时愉悦的事物的单纯喜爱——这是一种基本的审美反应形式；再就是对艺术作品所使用材料的不加批评的意识，即意识到材料的选择本身也是一种首要且根本的创造行为。这种由材料而非由塑造过程而来的愉悦，表现出中世纪审美反应中的一种具有常识的稳定特性。

反正啊，认真做自己会做的事情，就是我人生的座右铭。如果这样还不行，应该就是没有缘分了，我就可以果断放弃戏剧。我会尽力把我拥有的东西展现给别人看，如果被人还是觉得不行，我就要接受结果啊，毕竟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反正常常是这样，你其实已经在第一把触摸到几乎最好的东西了，但因为它来得太早，所以你还在不断找寻，总觉得自己不应该这么轻易得到。

反映现实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不仅要将眼前看到的现实当作前提，还要考虑到“另一种”现实，将它也纳入视线，虚构与纪实便在这时重叠。如果有哪位演员说“根本没人会满身大汗、猛然坐起地从噩梦中惊醒”，我会忠告他：“那是因为你的人生太安稳了。”经历过战争或家人被杀，品尝过残酷岁月的人们，不知道有多少都是这样醒来的。并非只有自己的人生オ是现乍看之下纯属虚构的事物，或许在另一个世界就是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