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语录

福柯没有必要否认的是，现象学或者语言学分析或许会揭示一些具有本真必然性的普遍真理。但他的哲学研究不是为了揭示这些真理，而是要揭示那些戴着必然性面具的偶然性。

在某一既定文本中起作用的作者功能和作为文本作者的单个自我（一个人）并不对应。任何一个＂由作者创造的文本都存在着多个自我来共同完成作者功能。＂作者功能的效用就在于分散这些...同时存在的自我。＂

如果对知识的热情仅仅导致某种程度的学识的增加，那么这种热情有什么价值呢？……今天的哲学如果不是思想的自我批判工作，那又是什么呢？如果它不致力于认识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用不同的方式来思维，而是证明已经知道的东西，那它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福柯看来，疯癫作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应该被看做对常规状态的有价值的挑战，尽管疯狂有时会带来恐惧，面对这种恐惧时常规状态能让人感到宽心。

在20世纪60年代，康吉兰的概念史【相对于现象学的经验史】为福柯的考古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模式。多年以后，在一篇探讨康吉兰的文章[”生命：体验和科学“，《福柯主要作品集》（卷二），第465—478页]中，福柯勾勒出经验的一个生物性概念【abiologicalconceptionofexperience】，以此取代现象学中以主体为中心的生活体验（vécu）。

福柯说，这是“一种规范化的目光，它建立了个人的可视性，以此实现对个人的区别和评判”。作为现代权力/知识的重要作用场域，审查把“力量的部署和真理的确立”（《规训与惩罚》，第184页）融为一体。

正如发生在福柯的文学研究中的情形那样，对空间（作为时间的对立面）和语言（作为一个自治的系统）的关注代表了一种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把主体从人们通常赋予它的中心地位移除，转而使它臣属于各种结构体系。

我相信人最难做到的是始终如一，而最易做到的是变幻无常。我们不是在走路，而是在漂流；受到河水的挟制，根据潮水的涨落，时而平静，时而狂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