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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自杀了，他们相信与否又有何干：您不能获得他们的惊讶和他们的悔恨，何况这悔恨又是短暂的，您终于不能根据每个人都有的梦想参加自己的葬礼。为了不再被怀疑，应该不再活着，千真万确。

这地方就是这样，生活是严酷的，即使没有人也是如此，有了人也无济于事。然而，达吕生于斯，长于斯，到了别的地方，他就有流落之感。

我没有朋友了，我只有同谋。作为补偿，他们的数目在增加，他们是人。.....我怎么知道我没有朋友了呢？这很简单：有一天我发现了这一点，那天，为了开玩笑，多少是为了惩罚他们，我想自杀。但是惩罚谁呢？某几位可能会感到惊讶，但没有人会感到受了惩罚。我明白我没有朋友了。

是谁答复了这盛情的邀请呢？他们如同走进了自己的家，开膛掏出了他的内脏。

说句公道话：有时候，我的遗忘还是值得称赞的。您注意到有些人，其信仰在于原谅一切侮辱，他们也的确原谅了，然而却永远不能忘怀。我不是那种原谅侮辱的人，但是我最后总是忘得一干二尽。

对，对，我是奴隶，但假如我也作恶，那我也就不再是奴隶了，尽管我的脚被绑住了，我的嘴变哑了。

就这样，我被一个迷人的、大惊小怪的女人的虚假热情抓住了，她熟读爱情文章，对爱情很健谈，并像一个知识分子宣布无产阶级社会那样有信心。您不会不知道，这种信念具有诱惑力。我也试着谈情说爱，最后我自己深信无疑。至少，直到她成了我的情妇，直到我明白了爱情文章教人谈情说爱，却不教人如何行动。爱上了一只鹦鹉，我却得和一条蛇睡觉。于是，我到别处去寻找书本上才有，而我在生活中从未遇到过的爱情。

我长期生活于普遍和谐的幻境中，满面春风，无所用心，来自各方的审判、利箭和嘲笑都遇我而消溶殆尽。从自我警觉的那一天起，我清醒了，同时遍体鳞伤，一下子失去了力量。于是，在我周围普天下人都开始嘲笑我。

我认得一个人，他把一生的二十年奉献给一个轻薄女子，他为他牺牲了一切，友谊，工作，甚至一生的体面，却在一天晚上发现自己从未爱过她。他厌倦了，一句话，像大部分人一样的厌倦了。他为自己硬造了一个复杂悲惨的一生。应该发生点什么事，这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类承担义务的原因。应该发生点什么事，哪怕是没有爱情的奴役、战争或者死亡。丧葬万岁！

您知道吗？在我小小的故乡，有一次在镇压时，一个德国军官彬彬有礼的请一位老太太在两个儿子中选择一个作为人质枪毙。选择，您想象一下吧。

我们不再像幼稚时代那样说：“我这样想。您如何反驳？”我们表达得清晰了。我们用通告代替了对话。“这就是真理，我们说，你们尽可以讨论，这我们不感兴趣。但是，几年以后，将有警察，它将向你们表明我有理。”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