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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苛责别人的地方，往往就是我们自己最深的恐惧。

人生做过很多后悔的决定，但每一次的旅行都从来没有后悔过，后悔的是那些被困住的时间，而此刻的我在格子间工位的百叶窗旁等日落。

我想你可以称之为个性，每一部摩托车都有它自己的个性，也可称之为你对这一部车子所有直觉的总和。这种个性常会改变，多会变得更糟，但常常也会变得出人意料地好，培养这种车子的个性正是维修保养的真正目的。新的车子就好像美丽的陌生人，按照它们所受的待遇，要不就很快会退化成别扭的人或是跛子，要不就变成健康、好脾气、长久的朋友，而这部车虽然遭受过那些所谓师傅的毒手，但是似乎已经完全修复了，而且愈来愈不需要修理。

在这次旅行当中，我想应该注意这一点，更深入地研究，看看是否能够了解究竟是什么把人和人的工作分离开来，进而了解20世纪的人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我并不想仓促行事，因为仓促本身就是20世纪最要不得的态度，当你做某件事的时候，一旦想要求快，就表示你再也不关心它，而想去做别的事。所以我想慢慢来，用我找到被剪断了的销子的态度，有了这种态度才能发现原因，这样才能仔细而且透彻地进行这件事，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有时候到达目的地，还不如在旅途中。

这就是问题的根源，人在思考和感觉的时候往往会偏向于某一种形式，而且会误解和看轻另一种形式。然而没有人会放弃自己所看到的真理，就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人可以真正融合两者，因为两者之间根本就找不到交会点。所以在近代古典和浪漫的文化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冲突——这两个世界逐渐分离，互相仇视，所有的人都在怀疑是否要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事实上没有人希望如此——不论他的敌手如何想。

如果科学方法的目的就是要从一大堆的假设当中选出正确的，然而假设出现的速度远远超过实验所能处理的速度，那么很明显的就不来不及证明所有的假设。如果不能够证明所有的假设，那么任何实验的结果都变得很不可靠。这样一来，整个科学的方法就缺乏建立实证知识的目标。

我认为只有在情绪不对的时候，身体上的不适才更加明显，那时你就会把不适的原因归咎于环境。但是如果情绪很正常的话，身休上的不适就无关紧要了。

修理人员对这些机器的态度就和这些手册所透露出来的态度是一样的，都是保持旁观者的立场。于是我联想到市面上没有一本手册谈到保养、维修摩托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人们认为关心自己所做的事一点都不重要，要么就视之为理所当然。

对一个浪漫的人来说，这种古典的方式往往显得很沉闷，呆滞而且丑陋。就像保养车子一样，车子的一切都可以分解成零部件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所有的一切都必须经过测量和证明，这就给人一种沉重的压迫感，一种永无止尽的灰暗，这就是一股死亡的势力。对于一个古典的人来说，浪漫的人就很轻浮而没有理性，心情起伏不定，不值得信任，只对享乐感兴趣，是一种肤浅的人，就像寄生虫一样没有内涵，无法养活自己，是社会的负担。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