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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气来自于一个人的尊严感和自尊感，而若一个人没有勇气，则是因为他太过小看自己。

我们主张，欢迎身体回到与自我的统一中。为健康而进行的战争必须在自我整合的更深层次上取得胜利。

我们之所以焦虑，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应该追求什么样的角色，应该相信什么样的行为原则。我们个人的焦虑有点像我们民族的焦虑，它是一种基本的关于我们该何去何从的混乱和困惑。

当一个人放弃了他作为人的本性时，难道还有比这个更为有力的象征吗？

焦虑打击的正是我们自我的“核心”：这是当我们作为自我的存在受到威胁时所感受到的东西。

唯一标志我们（作为个体以及作为一个民族）失去战胜当前困难这一希望的事情是，陷入冷淡，并且不能建设性地感受和面对我们的焦虑加强自我意识，找到自我力量的中心，这些中心能使我们抵制住周围的混乱和困惑。

我们已经非常习惯于生活在一个准焦虑的状态之中，以至于我们真正的危险成了那种以鸵鸟似的方式遮住我们眼睛看到的诱惑的做法。在即将到来的二三十年中，我们将生活在动荡、冲突、战争以及关于战争的谣言之中，而且，对于具有“想象力和理解力”的人来说，他所面临的挑战是，他将可以毫不避讳地面对这些动荡，并且看看能否通过勇气和洞见建设性地运用他的焦虑。

积极的、充满希望的一面是，就像焦虑会摧毁我们的自我意识一样，自我意识也能够摧毁焦虑。这就是说，我们的自我意识越强大，就越能够抵制和战胜焦虑。

有许许多多的人都不是根据行动本身，而是根据该行动被接受的程度来判断其行动的价值的。这就好像是一个人总是不得不推迟作出他自己的判断，直到他看到观众的反应。那个被动的、对其或为其作出该行动的人，而不是正在作出该行动的人，有力量使得这一行动变得有效或者无效。因此，我们倾向于成为生活中的表演者，而不是作为自我来生活和作出行动的人。

荣格的话非常确切，他说一个人害怕变老，是因为他现在并没有真正地在生活。

导致我们这个时代出现混乱的另一个根源是我们丧失了人的价值感和尊严感。当尼采指出个体正在被群体所淹没，而且我们是靠“奴隶道德”来生活时，他预知到了这一点。马克思也预言到了这一点，他宣称，现代人正在被“非人化”，而卡夫卡在他令人惊异的故事中表明，人们可以怎样毫不夸张地失去他们作为人的同一性。

在我看来，每一个能够离开优渥的生活来到莫高窟的人，都怀着可贵的信念，也都战胜了那些世俗意义上的诱惑和欲望。对那些刚来敦煌研究院工作的年轻人，我一般不问他们的基本情况，因为基本情况我早就了解了。我问他们：“敦煌很苦吧？你来了之后受不受得了，你家里同不同意？”我明确地告诉他们：“年轻人有三条道路可走，一条是黄道，一条是白道，还有一条是黑道。黄道是做官，白道是发财，黑道就是做学问，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到了敦煌你就只能走黑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