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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历史犹如自己的孩子，无论是否值得骄傲，终究是无可替代的。

韦伯的思想生涯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但韦伯的研究横跨了经济、政治、历史、宗教和哲学等领域，他是一位博学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第二，韦伯广泛介入了公共讨论，在报刊上发表过重要的政论文章，还直接卷入了许多政治活动。

第三条道路总是脆弱的，它要求审慎、耐心、智慧以及长程的视野。这在美学上毫无吸引力，既无风雅，也不够浪漫。而更深刻的指责在于，这不只是美学趣味与心理气质的问题，而是一个正当的政治问题。因为所有折中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话语，都可能成为“维持现状”的借口托词。

那么，先在于社会群体的独立个体是一种观念，它并不是对人的境况的“真实历史描述”，而是一种建构出来的“自我理解”。当这种观念被大众普遍接受和默认，就成为一种泰勒所谓的“社会想象”。

定义了这两种力量，我们就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句子概括福山的思路，政治秩序起源于家族主义，而政治秩序的演化历史，就是家族主义力量与扩展合作力量不断斗争的历史，现代政治秩序的发展，包括国家、法治和问责制政府的诞生，就是扩展合作力量、克服家族主义力量的成就。

我们记起亚里士多德的教诲：在政治与伦理行动中没有公式化的原则可循，我们需要一种“实践智慧”（phronesis）。巴黎在哪里？又何以前往？这是极为深刻的政治问题。只是审慎的人们会记得，我们当下身处的此刻此地，恰恰是彼时彼处曾经的“巴黎”。

爱情与政治之间的结构性相似并不是表面的。在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的论述中，我们可以读出两者在存在论意义上的亲缘性：两性关系与政治生活都是“爱欲”（eros）的表达与安置，爱欲之“解放与压抑”的冲突是文明的永恒主题，同时发生在私人生活与政治生活中。

同样，爱国主义即便是一种自爱的衍生物，也未必要走向极端的排他性。对祖国的热爱与忠诚也完全可能与国际正义的原则共存。无论是对于个人、家庭还是国家，在道德上可责的不是自爱本身，而是损人利己。因此，笼统地反对和支持爱国主义都缺乏充分的理据，我们需要鉴不同形态的爱国主义，相应做出差异化的道德评价。

显然，民粹主义者需要制造一个神话：世上存在一个真正的“人民”群体，一个同质性的、永远正直的人民，全体人民可以通过一个声音表达心声，而民粹主义者自己就是这个声音，是人民独一无二的道德的代表。

虽然我们希望英雄或伟人能具备“道德完备性（moral integrality），但这个愿望可能落实，也可能落空。如果一旦落空，成熟的心智并不陷入幻灭或转向苛责，而是能够从容面对，将伟人当作人来看待，也当作人来体谅。（……）如果没有这种清明和成熟，我们的道徳判断永远会处在“偶像崇拜”与“极度幻灭”的分裂两极，会在无限赞美与恶意诽谤之间反复摇摆。但这不是对良知的考验，而是对心智的绑架。

然而，世界的祛魅是现代世界的真相。韦伯主张，无论对此感到多么无助，多么失落，我们必须直面这个真相，这就是所谓现代性的境况。在这种条件下，学术生涯以及政治事业，到底还有什么价值？我们如何从事学术和政治？这些都变成了极具挑战性的困难问题。

德罗图夫特永恒的形象，不是作为个人的德罗图夫特，因为作为个人，他无疑是独一无二且深不可测的，而是想象传统根据他和许多像他一样的人塑造出来的普遍典型，传统是遗忘和记忆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