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永远会面对 “平平淡淡才是真” 与 “轰轰烈烈才是真” 这两个至理名言。

是否要打破枷锁走向革命？这不仅取决于客观的现实状况，也取决于每个人对现状的阐释与判断。

在一个难得的晋升机会来临之际，他退缩了，开始向他曾强烈抨击的现实妥协，并试图用各种托词劝说妻子放弃革命——“巴黎” 太过冒险，而且未见得比这里好多少。最终，“巴黎” 成为妻子一个人的梦想，一个狂热革命者的孤独希望。

巴黎已经来过了，幻灭了，革命之路似乎走向了绝境，而梦想仍然无处安放。

这个标准的幸福生活却潜伏着危机：日复一日的常规生活吞噬了夫妇间曾经的激情，而他们最初的钟情恰恰是发现彼此 “与众不同的激情”。

同样，爱国主义即便是一种自爱的衍生物，也未必要走向极端的排他性。对祖国的热爱与忠诚也完全可能与国际正义的原则共存。无论是对于个人、家庭还是国家，在道德上可责的不是自爱本身，而是损人利己。因此，笼统地反对和支持爱国主义都缺乏充分的理据，我们需要鉴不同形态的爱国主义，相应做出差异化的道德评价。

第三条道路总是脆弱的，它要求审慎、耐心、智慧以及长程的视野。这在美学上毫无吸引力，既无风雅，也不够浪漫。而更深刻的指责在于，这不只是美学趣味与心理气质的问题，而是一个正当的政治问题。因为所有折中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话语，都可能成为“维持现状”的借口托词。

我们记起亚里士多德的教诲：在政治与伦理行动中没有公式化的原则可循，我们需要一种“实践智慧”（phronesis）。巴黎在哪里？又何以前往？这是极为深刻的政治问题。只是审慎的人们会记得，我们当下身处的此刻此地，恰恰是彼时彼处曾经的“巴黎”。

许多信誓旦旦的 “思想创新”，可能是新希望，也可能是新梦幻。

如果拥抱 “巴黎” 的生活是不可存活的，那么没有 “巴黎” 的世界则是毫无生机而不可承受的。我们永远会处在 “安顿” 与 “出走” 的紧张之中。这不是因为我们保守或激进，是 “左派” 还是 “右派”，而是因为我们是人类，这是我们存在的地平线。

情人偷偷来会，被熟悉的狗得悉，在那儿吠叫不停。恨不得宰掉它。

世人都说中国文化是“儒家文化”，却没有想到，儒家所提倡的道德规范，不过是我们的理想，不是我们的现实。

她回到房间的时候，水壶里的水正好开。她在玻璃杯里冲了牛肉汤，为了防止玻璃杯炸裂，她现在杯子里放了一把调羹，这些都是她从母亲那里学来的。

我们总在懊恼过去，烦恼尚未来临的未来。殊不知，过去的日子终究已过去，不再复返，而未来也非能完全准备因应的。一味考虑过去与未来，当然无法安心过当下的日子。其实，人生的道路不止一条，何不好好体验当下。我发现唯有忽略过去与未来，专注当下这一刻，人才能无所挂碍、自由自在地活着。

远远离开，然后，在什么地方停住，在田里，静静地站着像一棵树，像一根柱子，像一家园子的纸扎人，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整夜望着头上亮晶晶的静静的月亮。

我又一次躺下来，一阵刺痛感久久不去。我不要再见到他们了。我暗暗发誓。他们干什么，跟我也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爱干吗干吗。

我们把二者内容上的差异归纳为：《钢琴课》是关于音乐的修养的，表现的是它孤独的、智性的一面；《音乐课》是关于音乐的乐趣的，表现的是它社会的、感官的一面。马蒂斯用了不同的形式来表达这两种中心思想；我们反过来通过分析这些形式来理解内容。

诗歌不是暴雨，也不是狂风。它是一条庄严而富饶的河。只有在肉体上接受黑夜，才能在精神上除去黑夜。啊，《扬格之夜》你们经常带给我偏头痛！人只在睡觉时才做梦。正是梦、生命的虚无、尘世的过客这些词，也许还有介词，像破旧的三脚架，在你们的灵魂中注入了这种潮湿、萎靡、像腐烂物一样的诗歌。从词语到思想，只有一步之遥。

我们俩策划了很多年，却一直没有落实的一件事情是，做老小姐们的口述史研究。按照阿严的说法，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的小姐至少经历了三代人。小姐的代际交替，性产业的变迁，既嵌入在时代变迁之中，也是构成时代变迁的重要内容之一。尤其是几年前，当她认识的一位60多岁的小姐病逝之后，我们都感到口述史的迫切性与必要性。这也将是我“有待完成”的一项重要研究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