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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在世界上，需要这样的经历：做成了一件事，又做成了一件事，逐渐地对自己要做的事有了把握。

摘自王小波文存，206页。考虑到那恒河沙数才智之士的总和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庞大资源，这种想法就是打算把整个大海装入一个瓶子之中。

几年前，我刚刚走出沉默，写了―本书，送给长者看，他不喜欢这本书，认为书不能这样来写。照他看来，写书应该能教育人民，提升人的灵魂。这真是金玉良言。但是在这世界上的一切人之中，我最希望予以提升的个，就是我自己。这话很卑鄙，很自私，也很诚实。

既然如此，就必须解释我写文章（包括这篇文章）的动机。坦白地说，我也解释不大清楚，只能说：假如我今天死掉，恐怕就不能像维特根斯坦一样说道：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也不能像斯汤达一样说：活过，爱过，写过。我很怕落到什么都说不出的结果，所以正在努力工作。

但我认为，聪明、大官、多知的人，比之别样的人更堪信任。基于这种信念，我认为我们国家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就丧失了很多机会。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有很多理由封锁知识、钳制思想、灌输善良，因此有很多才智之士在其一生中丧失了学习。交流、建树的机会，没有得到思想的乐趣就死掉了。

我们国家总以受过某种程度的教育为尺度来界定知识分子，外国人却不是这样想的。我在美国留学时，和老美交流过，他们认为工程师、牙医之类的人，只能算是专业人员，不算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是在大学或者研究部门供职，不坐班也不挣大钱的那些人。照这个标准，中国还算有些知识分子。《纽约时报》有一次给知识分子下了个定义，我不感引述，因为那个标准说到了要“批判社会”，照此中国就没有或是几乎没有知识分子。

假如你什么都不学习，那就只能生活在现时现世的一个小圈子里，狭窄得很。

作为一个有过幸福和痛苦两种经历的人，我期望下一代人能在思想方面有些许空间来感到幸福，而且这种空间比我的大得多。

假如学者下海去改造、捏造信息，对于学术来说，是一种自杀之道。因此学者往往在求真实和受欢迎之中，苦苦求索一条两全之路，文史学者尤其如此。

任何一门学问，即便內容有限而且已经不值得钻研，但你把它钴得极深极透，就可以挟之以自重，換言之，让大家都佩服你；此后假如再有一人想挟这门学问以自重，就必须钻得更深更透。此种学问被无数的人这样钻过，会成个什么样子，实在难以想象。那些钻进去的人会成个什么样子，更是难以想象。古宅闹鬼，树老成精，]学最后可能变成一种妖怪。就说国学吧，有人说它无所不包，到今天还能拯救世界，虽然我很乐意相信，但还是将信将疑

在一切价值判断之中，最坏的一种是：想得太多、太深奥、超过了某些人的理解程度是一种罪恶。我们在体验新思想的快乐时，并没有伤害到任何人；不幸的是，总有人觉得自己受了伤害。诚然，这种快乐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体验到的，但我们不该对此负责任。

自古以来，人们编写出来、公开出版、再拿去教学的历史，就是由男性生产的历史，基于由男性主笔的材料，也是从男人的故事中构建叙事。这样的历史，看上去讲的是不分男女的人类全体，仔细研究才会发现，它只提到了人类的一半——男性的那一半。能进入史册的都是男人，不仅是男人，还得是男性伟人，就算有平民百姓被提及，能讲到的还是其中的男人，比如讲工人，默认不会提到女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