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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在这一体制内，由于存在着信息自下而上层层屏蔽和筛选的特点，政策制定者很难预先充分估计到某项政策出台之后可能产生的复杂影响，它只能采取试错的方式，在政策的推行过程中去逐步发现和修正其负面作用；另一方面，在权力和责任并不均等的现行体制下，政策执行的中间环节也更宁愿以下层在政策推行过程中所遭遇的困难去提醒政策制定者完善和调整该政策，而不愿意以违背上级意愿的方式，通过更为前瞻和主动的方式进行预先的忠告和进言。

作为法定意义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代表者的村级组织，在土地开发过程中却仅仅是作为政府的助手而存在。……本来似乎应该出现在村庄和村民之间的商议和互动，都变成了一种实际上的政府内部决策，基层政府在事实上扮演起土地商人的角色来。站在乡镇的家督看，这种政府扮演土地商人的角色除了推动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驱动力就是实现乡镇财政利益的考虑。……在利益分配机制上，就形成了“政府得大头，农民得中头，村里得小头”的分配原则。

所谓培育“地主”，就是要鼓励种田能手，扩大土地的经营规模，逐步实现土地的集约化经营；所谓引进“资本家”，也就是要引进资本，大力发展民营企业。——林书记工作在乡镇第一线的政府干部似乎并没有受到学术界各种理论流派纷争的影响，他们所要面临的还主要是如何摆脱现实中的贫困与加快发展的问题。所以，他们似乎是清一色的“自由派”。

韦伯意义上的官僚科层制与革命运动员型运作机制的结合在其中得到充分展现。

我把维持这一运转的基本动力机制归纳为“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自下而上的政绩取向”的互动。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一直贯通到乡镇，乃至村，虽然它遭遇到农民社会的抵制，但在官系统内部（包括村）却能始终得以维系，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体系内部自上而下对各级政府（包括村组织）主职干部任免权力的掌握。上级对下级干部任免权力的掌握必然导致行政行为的奉上取向，即下级主官通过制造政绩来博取上级主官的关注，从而获得提升机会。

不怕你狠，就怕你不求我，等你求村里的时候，你就得听村里摆布了，到时候，欠多少就得把多少，结清了帐再来谈要办的事。正式权力的制度化运作就这样转化为非制度化的运作，官-民之间的规范游戏转化成了民-民之间的非规范游戏。

压力型体制与动员型政治运作方式的关系：无论是动员型体制还是动员型的政治与行政运作方式，都是权力集中化的一种表现。当政权体系在面临诸种突发性时间及其他突击性的重大事件，以至于依靠科层化体系的官场运作不能迅速地达到目标时，传统集权方式下所官场的动员型政治运动方式其实很容易重新出道。压力型体制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仍然必须依靠动员型政治来运转。

林书记反复强调的招商引资，其实也就是出卖和租赁土地，这是目前城郊镇发展和转型的主要途径。但这一发展趋势已经收到中央政策强力阻遏，因为各地的招商引资已经引起我国农地资源的大量流失。……中央采取措施严格控制农地资源的非农用开发和利用。要搞一个非常突出的项目——林书记

乡镇政权运转的某些特征：乡镇的中心工作其实就是围绕上级部署的各种任务而展开的阶段性工作。对于这些工作，乡镇必须不计成本和代价地区完成，而但凡中心工作又都必辅之以响应的考核检查。迎检工作往往就是一个繁重的重新准备与制作资料的过程。庞杂而繁重的迎检工作就转化成为一系列整齐划一的文件制作的技术与程序。……这就是乡镇，这就是迎检，身为基层政府的干部，你就得去适应这种工作方式和工作要求。

政府的深度介入既会引发制度化的消极后果——农民利益受损，却又可能是地方发展，甚至农民利益实现的一个前提。……有些像“诺斯悖论”，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必不可少，但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法律允许的，实际上缺乏可操作性。按规定土地属于村集体，只有村组织才有权代表村民与开发商打交道，但在农户分散经营的状况下，村一级实际上难以集中村民的意志，开发商对村里的权威性缺乏信任，也不愿意与村庄直接打交道，他们更愿意找政府。

《华为基本法》规定了价值创造的四大要素：劳动、知识、企业家和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