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自信！只要自信就无所畏惧，愉快的回忆、倾心于人的往事、哭泣的场景、儿童时代、将来的计划、心爱的音乐——什么都可以，只要这一类在头脑中穿梭不息，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她双手紧紧捂在嘴上，样子好像要阻止话语从那里滴下来。

季语集之于父亲，大概就像《圣经》之于基督教徒一样宝贵。

夏天即将结束。我是个大大喜欢夏天的少年老伯（近来使用这个说法大多带有自嘲意味），所以夏天结束让我相当伤感。即使自己告诉自己说夏天那东西反正明年还会来的，可是一想到海滨的小屋即将拆除，想到眼前飞来飞去的红蜻蜓和海岸上有增无已的身穿潜水服的冲浪手等种种好景好事即将消失，心里也还是非常不好受。这样的念头几乎和小孩子毫无二致。

布拉格是《唐璜》首演的城市。剧场小，管弦乐队编成也小，有名的歌手也没出场，但公演非常出色。因为歌手没必要像在大歌剧院那样发很大的声，所以感情表达可以做到非常亲密。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和斯卡拉歌剧院做不到这一点。那里需要有名的歌手放声高歌。咏叹调有时简直成了杂耍。可莫扎特歌剧那样的作品需要的，是室内乐性质的亲密性。不这样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在布拉格的歌剧院听的《唐璜》，有可能是某种意义上的理想的《唐璜》。

上年紀這回事，要當成是失去各種東西的過程，或當成累積各種東西的過程，我想，人生的品質也會相當不同。聽起來好像相當狂妄似的。

如果可能的话，希望阅读我作品的读者也能体会到相同的心境。就像在人们的心灵之墙上开辟一扇新的窗户，让新鲜空气从那里吹进来一样。（p.80）

人无论在思维还是在肉体行动上，都无法逃避一定的个人倾向。人这东西不知不觉之间形成自己行动和思维的倾向，而一旦形成便很难消失，除非发生非同一般的情况。换言之，人是生活在此种倾向的囚笼里的。而睡眠恰恰是在对这种倾向的偏僻-作者写道，如同鞋后跟的磨偏-加以中和，也就是说对其偏颇进行调整和治疗。

短时间里我的人生风云突变，我好不容易才抓住了什么，没被甩离那里，我怕得很，怕得不得了，那种时候我没办法向别人做什么解释，觉得自己好像要从世界上滑落下去，所以我只是希望别人来理解，希望有人紧紧搂抱自己，不要什么道理什么解释，通通不要，可是没有一个人。

......说到底，我想这恐怕就是旅行所具有的最正当的动机和存在理由。没有理由的好奇心。对现实感触的希求。

新的一天已然迫在眉睫，而旧的一天却拖曳着沉重的衣裾犹未离去。宛如海水和河水在河口争势，新的时间与旧的时间你争我夺，纠缠在一起。自己的重心究竟是在哪一侧的世界里，高桥也无法分辨。

记忆中，SouthoftheBorder是他唱的，于是以此为基础写了那本名叫《国境以南，太阳以西》的小说。后来有人指出Nat"King"Cole未曾唱（至少没录唱片）SouthoftheBorder，我半信半疑地去查阅唱片分类目录，结果吃了一惊：他真的没唱。拉丁音乐专辑倒出了几张，却不知何故，单单漏掉了SouthoftheBorder。这等于说，我是以实际不存在的东西为基础写出了一本书。不过—

害怕远离故土，远离气味相投的朋友，抛舍不下这份舒适惬意的温暖，就像寒冬的早晨不敢钻出热乎乎的被窝一样。

我想，恋爱的最佳年龄大概在十六岁到二十一岁之间，个人差异当然是有的，不能一概而论，但若低于这个，难免显得稚气未退，看着让人发笑；而若过了二十一岁甚至年届三十，必有现实问题纠缠不放，倘年纪更大，就多了不必要的鬼点子。

碰巧前后看了这两本书（RudolfSerkin:ALife/MyYoungYears)，把家里的唱片也集中重新听了一遍，使得我过去极为一般品性听的鲁宾斯坦和鲁道夫塞尔金这两位已故钢琴手的演奏开始作为有血有肉，怀有憧憬，矛盾和缺陷的两人各自精神的产物活生生站立起来。可能有人说只要作为音乐纯正优良，其他什么都无所谓。那当然是正论。但我很想——我是小说家或许也是一个原因——以音乐为媒介更佳密实地了解其周边人们

我喜欢在健身房里活动身体，因此经常去。心里总是在想：就不能有效利用这里消耗的能量，拿来发电吗？比如说大约十台固定式健身自行车排成一列，大家正在拼命地踩踏。每次看到这一幕，我就想，要是能用来发电多好。当然，与核电站相比，能量微不足道，可假如有很多健身自行车，让大家轮流拼命去踩，起码能提供街头信号灯所需的电力吧？就连古埃及的金字塔，不也几乎是人力建成的吗？把大家的力量聚集起来，绝不容小觑。就像“献血手册”一样，不

我已经厌倦了嫌恶别人、憎恨别人的生活，厌倦了无法爱任何人的生活，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哪怕是一个，最重要的是，我甚至连自己都爱不起来，为什么不能爱自己呢？是因为无法爱别人，一个人需要爱某个人，并且被某个人所爱，通过这些来学习爱自己的方法，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会爱别人的人，不可能正确地爱自己。

春天一来我就想起约翰·厄普代克，而一读约翰·厄普代克我就想起1968年的春天。我们的头脑中存在着若干条这样的锁链。事情尽管微不足道，然而我们的人生和世界观难道不就是由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支撑着的吗？我觉得。来东京上大学是1968年的春天。我懒得带大件行李，必要物品提前寄了，只把香烟和约翰·厄普代克的《音乐学校》往风衣袋里一揣就走出家门。书大约是班顿·戴尔出版的简装本，封皮纸很好，洁净素朴，古色古香。同女朋友吃罢饭，道

冬天会使形形色色的事物现出本来面目。

我没得到芥川奖，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暴......又何曾是风暴呢，连小旋风都算不上，简直是微不足道。（p.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