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面对不同意见的人时，能够放下羞辱和指责之心，我们也许能找到与他们的共同点。在找到共同点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彼此之间的分歧点。

女性主义，正是这样一种存在，是许多个我们，接过了许多个她们手中的血与肉，进而将我们的，也是她们的生命困惑，诉诸经验与话语，思想与行动。

我意识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而我自己仅仅来自一个小村庄。作为一个局外人，当我不再因为自己的身份而受伤时，我就找到了一种几乎从外部视角观察自我的方式，这种视角最终帮助我成了一名社会学者。所以，如果你感到“不适应”，不要马上就放弃。

美国的女权运动有两种声音。第一种声音认为，在塑造社会的过程中，女性应该拥有平等的声音和权利。我们还远未实现这个目标；但还有另外一件事：传统上，女性被赋予养育家庭和社群、照料他人的角色。女性主义的第二种声音认为我们要向前推进，这些事不能仅仅由女性去做，也应该让男性共同承担。工作并不是全部，生活不仅仅与经济和金钱有关。照料家庭、维系社群不仅仅是女性的事，也应该是男人的事。

对我来说，社会学意味着关闭你内心的“警报系统”，暂停自我意识。你的工作就是，即使你在很多事情上并不认同他人，但仍然需要去理解和共情另一个人的感受和内心想法，因为是周遭的环境塑造了他们，正如他们塑造了环境一样。

事实上，我与某种内在的极度自卑，或者说是自我否定和自我厌恶感搏斗了几十年。我毕生都在学习一件事：接受自己和背负起自己。

当我们茫然、感到无力和有限时，我们深知历史不取决于个人的愿望与意志，我们只能在历史的大潮中，坚持做自己能做并且渴望做的事情。至于这些工作在历史中的意义，只有历史才能回答。

所以牺牲日常不是实现非日常的一种手段，如果日常不能得到解放，那么遥不可及的非日常的革命更不可能成功。

右翼分子常靠煽动民族主义的情绪来凝聚民心，而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制造“假想敌”，这就是日本国民厌中、厌韩的由来。

语言不是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发明的，你必须从某个地方借用到它。当你从前人手中接过它以后，才能逐渐将它变成你自己的血与肉。她们有恩于我。

西蒙·德·波伏娃，我钦佩她大胆地主张“性别至上”。后来，我开始发现她对人类理想的观点过于以男性为导向。在我看来，她想让女性“达到”男性的标准。这让我感到困惑，如果女性的理想是达到男性的标准，照料的文化重要性如何在这样的框架中显现？

但我认为，比起不辜负周围人的期待，女孩们更应该坚持自己的问题意识，即使它不能为你带来什么。对于研究者来说，原创性是极为关键的，模仿别人毫无意义。所以首先要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不管是得是失，我都希望她们能够坚持下去。

社会的经济走向推动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社会的文化走向也鼓励她们这么做。但与此同时，社会观念还没有发生改变，很少男性会认为，能够做到发自内心地关心孩子、了解孩子的需求、营造温馨的家庭氛围，才是一个有男子气概的好男人。

男性的变化正朝着令人担心的方向发展。他们开始明白，自己已无法轻易享有曾经的既得利益，因此，部分男性的受害者意识愈发强烈，他们开始对女性进行攻击。

真正的变革还没有完成。赋权不是女性主义的全部意义和终点，实现一个重视和共同分担照料责任的社会，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历史书写本就是后来人（非亲历者）的特权。未亲历者声称历史是什么什么样的，这是对历史的暴力扭曲，虽然他们施加暴力的方式各不相同。

我告诉他们，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因为“特权”应当同样适用于男性同事。我的意思是，照料家庭的工作不应由女性独自承担，职场中的男性也需要为家庭投入更多的照料时间，这才是工作制度改革的方向。

我认为，恋爱不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而是一对男女，他们原本可以独处，却以共处为乐。有这样的关系比没有这样的关系要好得多。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也在想象或内化来自男性的审视。什么时候你不再去想象和关注类似审视，便会赢得一个真正自我解放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