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历史是由loser改变的，因为如果每个人都改变自己以适应社会现状的话，世界就会高度同质化，只剩所谓成功，最后成功者的思维也会越来越趋同。评价的标准和成功的定义趋同了，多样性也就丧失了。

如果我们面对不同意见的人时，能够放下羞辱和指责之心，我们也许能找到与他们的共同点。在找到共同点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彼此之间的分歧点。

对我来说，社会学意味着关闭你内心的“警报系统”，暂停自我意识。你的工作就是，即使你在很多事情上并不认同他人，但仍然需要去理解和共情另一个人的感受和内心想法，因为是周遭的环境塑造了他们，正如他们塑造了环境一样。

事实上，我与某种内在的极度自卑，或者说是自我否定和自我厌恶感搏斗了几十年。我毕生都在学习一件事：接受自己和背负起自己。

当我们茫然、感到无力和有限时，我们深知历史不取决于个人的愿望与意志，我们只能在历史的大潮中，坚持做自己能做并且渴望做的事情。至于这些工作在历史中的意义，只有历史才能回答。

语言不是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发明的，你必须从某个地方借用到它。当你从前人手中接过它以后，才能逐渐将它变成你自己的血与肉。她们有恩于我。

西蒙·德·波伏娃，我钦佩她大胆地主张“性别至上”。后来，我开始发现她对人类理想的观点过于以男性为导向。在我看来，她想让女性“达到”男性的标准。这让我感到困惑，如果女性的理想是达到男性的标准，照料的文化重要性如何在这样的框架中显现？

但我认为，比起不辜负周围人的期待，女孩们更应该坚持自己的问题意识，即使它不能为你带来什么。对于研究者来说，原创性是极为关键的，模仿别人毫无意义。所以首先要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不管是得是失，我都希望她们能够坚持下去。

男性的变化正朝着令人担心的方向发展。他们开始明白，自己已无法轻易享有曾经的既得利益，因此，部分男性的受害者意识愈发强烈，他们开始对女性进行攻击。

历史书写本就是后来人（非亲历者）的特权。未亲历者声称历史是什么什么样的，这是对历史的暴力扭曲，虽然他们施加暴力的方式各不相同。

等待你们的，将是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得到回报的社会

其实我们之所以感到愤怒，是因为无法对这样一种感性的、具身性的不平等体验做出解释，我最有感触的是学术真好，因为它可以给我们解释，将这些感性的生命体验化为一种前行的力量，而且不仅仅局限在性别问题之中，它也让我们能对更广泛的社会处境有同情、共情与关切。”

我们忘却了什么？忘记了我们曾依赖于他人生存的事实。因此，现代自由主义原则下诞生的政治和经济，都是在忘记我们具有依赖性这一事实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虚构和谎言。

这个问题到今天也没有解决：我知道我不要什么，但我不知道我要什么，我不能够完整有效地去形构、想象我渴望的世界样态。

但我认为最大的悲哀不在于世界被牢固地结构为地上的花园洋房，半地下房的阴暗逼仄，封闭的、非人的地下室生存，而在于除了仰望、仰慕更上层，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计划”，别样的价值。

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差异是个体差异，同时，当然也是阶级差异，也是地域差异、种族差异、文化差异，是极端丰富的差异性的集合。在所有这些差异的参照之下，性别的差异作为现代性构造结果，也许并没有那么突出。

处于“零工经济”中的劳动力不能确定自己每个月都能拿到全额薪水，所以他们更愿意把更多的时间留在家里，在“第二轮班”中建立以家庭为基础的社群并在这样的社群中分享生活和感受。劳动力的上层面临着工作—家庭的严重失衡，而劳动力的下层则对实现这种平衡所付出的代价感到焦虑。

正如上野千鹤子在提及对她影响至深的女性学者时所说：“她们用不同于男性的语言表达女性的经历。正是因为有这样宝贵的女性话语在我们面前，它们才会成为我们的血与肉。语言不是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发明的，你必须从某个地方借用到它。当你从前人手中接过它以后，才能逐渐将它变成你自己的血与肉。”

苏联电影中的一段话，我今日仍记得——很矫情，对我却很真切：“地球是一颗年轻的星球，人类是地球上一个年轻的物种。人类还年轻，人类要活下去。”对生命的尊重令我瞩目于多数，瞩目于社会平等，瞩目于对生者与死者的正义。个体生命转瞬即逝，但我梦想人类社会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