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历史是由loser改变的，因为如果每个人都改变自己以适应社会现状的话，世界就会高度同质化，只剩所谓成功，最后成功者的思维也会越来越趋同。评价的标准和成功的定义趋同了，多样性也就丧失了。

讲台的设置本身，就已经违背了教育的理念，因为它代表着一个自上而下的单维传播方向，而能够自上而下传递的，要么是事实性的东西，要么是太过武断的观点。事实性的东西，学生通过自学一样可以掌握，教师要做的，是激发，而激发只有在双方平等的情况下才可以发生。因此，我对教师这个身份一直有一些怀疑，在我的理想当中，教学不是知识点的传递，而是一个点亮和邀请的姿态。

其实我们之所以感到愤怒，是因为无法对这样一种感性的、具身性的不平等体验做出解释，我最有感触的是学术真好，因为它可以给我们解释，将这些感性的生命体验化为一种前行的力量，而且不仅仅局限在性别问题之中，它也让我们能对更广泛的社会处境有同情、共情与关切。”

张桂梅受到关注是因为她对自己女学生们的不满把这样一个中产阶级女性命运的问题折射出来，就是：你受了教育又怎样，最后还不是要回归家庭。

所以我们可以说，即便阶级问题解决了，女性问题也无法解决，而许多女性解放运动恰恰诞生于学生运动

最困难的还是自己视野的和思想的局限，这会导致我对人和事的认识比较浅薄，最终无法呈现更宽阔的内在状态。

大部分人不是注意力分散，而是接收渠道改变了，人们看的内容可能依然是中央电视台、财新生产的，但他们不知道，他们只依赖于聚合式新闻平台所提供的内容，或是社交媒体上周围的人对他造成的影响；

社会期待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塑造性别特征。所以我觉得谈性别问题强调社会影响是必要的。

最主要的问题是，日本女性基本都被丈夫和社会“禁止”工作，这意味着女性无法正常就业。被禁止的原因是，日本社会没有提供一个能让女性在抚养孩子的同时还可以继续工作的环境。长期以来，丈夫们将自己不参与育儿、不做家务、让妻子离职回归家庭视作理所当然，而妻子想再次工作时必须征得丈夫的同意。这样的结果就是，女性没有自己的养老金或养老金很低，这是老年女性贫困的重要原因。

美国的女权运动有两种声音。第一种声音认为，在塑造社会的过程中，女性应该拥有平等的声音和权利。我们还远未实现这个目标；但还有另外一件事：传统上，女性被赋予养育家庭和社群、照料他人的角色。女性主义的第二种声音认为我们要向前推进，这些事不能仅仅由女性去做，也应该让男性共同承担。工作并不是全部，生活不仅仅与经济和金钱有关。照料家庭、维系社群不仅仅是女性的事，也应该是男人的事。

不应该让某一个性别垄断某些优点或缺点。

女性的变化令人惊喜，男性的变化却朝着令人担心的方向发展

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差异是个体差异，同时，当然也是阶级差异，也是地域差异、种族差异、文化差异，是极端丰富的差异性的集合。在所有这些差异的参照之下，性别的差异作为现代性构造结果，也许并没有那么突出。

我想说的是，回到历史现场会发现，女性解放是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并不是靠女性自身完成的。回到历史现场看女性写作的发生，会了解具体的历史语境，会看到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如何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对女性解放起到微妙而意义重大的作用。

意外发现收获的时刻才是真正值得的。我们现在太看重KPI了，做什么事情都希望立刻得到回报，这怎么可能呢？这是违背人类认知规律的。虽然我完全不懂脑神经原理，但我大概知道每个神经元储藏的信息不是立刻就能激活的。触发点未必操纵在你手里，可能某一天阳光很灿烂，某一天温度很适宜，它突然被激发了，这才是人之为人最开心、最值得雀跃的事情。

目前看，“性研究者”这个身份比“女性”这个身份对我研究的影响更大，换句话说，社会对待“性”的态度比对待“性别”的态度对我个人的影响更大。

将来的女性整体能够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在的女性如何争取自己的地位。争取地位不是要上街游行，而是要让人看到你的坚持、你的能力，看到你对社会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

学术训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人明白你的思维不是天然的，你对事物、文学的观看，都是需要后天训练的，需要你内在的丰富知识与外在的世界碰撞之后才能形成。

女性学的研究带来了范式转换，即指出有问题的不是妇女，而是社会

孩子们是没有办法彻底挑战社会既有的结构或者权威的，在他们获得这些能力之前，只能先遵循游戏规则。我们不应该用一个有些批评意味的词语，去给他们强加一个需要有意识地反抗的义务。我们当然应该努力地去改变这个结构，但在话语上，更应该看到这些年轻人身上的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