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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台的设置本身，就已经违背了教育的理念，因为它代表着一个自上而下的单维传播方向，而能够自上而下传递的，要么是事实性的东西，要么是太过武断的观点。事实性的东西，学生通过自学一样可以掌握，教师要做的，是激发，而激发只有在双方平等的情况下才可以发生。因此，我对教师这个身份一直有一些怀疑，在我的理想当中，教学不是知识点的传递，而是一个点亮和邀请的姿态。

其实我们之所以感到愤怒，是因为无法对这样一种感性的、具身性的不平等体验做出解释，我最有感触的是学术真好，因为它可以给我们解释，将这些感性的生命体验化为一种前行的力量，而且不仅仅局限在性别问题之中，它也让我们能对更广泛的社会处境有同情、共情与关切。”

张桂梅受到关注是因为她对自己女学生们的不满把这样一个中产阶级女性命运的问题折射出来，就是：你受了教育又怎样，最后还不是要回归家庭。

所以我们可以说，即便阶级问题解决了，女性问题也无法解决，而许多女性解放运动恰恰诞生于学生运动

最困难的还是自己视野的和思想的局限，这会导致我对人和事的认识比较浅薄，最终无法呈现更宽阔的内在状态。

大部分人不是注意力分散，而是接收渠道改变了，人们看的内容可能依然是中央电视台、财新生产的，但他们不知道，他们只依赖于聚合式新闻平台所提供的内容，或是社交媒体上周围的人对他造成的影响；

社会期待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塑造性别特征。所以我觉得谈性别问题强调社会影响是必要的。

最主要的问题是，日本女性基本都被丈夫和社会“禁止”工作，这意味着女性无法正常就业。被禁止的原因是，日本社会没有提供一个能让女性在抚养孩子的同时还可以继续工作的环境。长期以来，丈夫们将自己不参与育儿、不做家务、让妻子离职回归家庭视作理所当然，而妻子想再次工作时必须征得丈夫的同意。这样的结果就是，女性没有自己的养老金或养老金很低，这是老年女性贫困的重要原因。

美国的女权运动有两种声音。第一种声音认为，在塑造社会的过程中，女性应该拥有平等的声音和权利。我们还远未实现这个目标；但还有另外一件事：传统上，女性被赋予养育家庭和社群、照料他人的角色。女性主义的第二种声音认为我们要向前推进，这些事不能仅仅由女性去做，也应该让男性共同承担。工作并不是全部，生活不仅仅与经济和金钱有关。照料家庭、维系社群不仅仅是女性的事，也应该是男人的事。

不应该让某一个性别垄断某些优点或缺点。

这时本来一直规律地打字记录的书记官犹豫了会儿，不知是不是按错了键，又退回去重打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