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用今时的道德标准去判断我们或他人彼时的行为,因为这些行为是由彼时的道德标准所驱使的。
普里莫·莱维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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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件事”时,这定论过于鲁莽,尽管“那件事”深深地伤害了我们,但它不会在我们的灵魂里或生活中留下重要的伤痕或永远的空虚——在“日常”生活里,我们都乐于忘记已经痊愈的一场重病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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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死了,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人间来作见证,“他们是规则,而我们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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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千年帝国”的短暂历史可以重新诠释为一场对抗记忆的战争。奥威尔式的伪造记忆,伪造现实,否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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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累了,这种疲惫很古老,深入骨髓,我觉得难以名状。不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那种疲惫,它不像暂时的麻痹,遮住了幸福和自在。那是一种缺失,一种彻底的空洞,像截肢一样,感到虚弱是我的常态,就像一把子弹射光的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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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记忆并非镌刻在石头上,随着时间流逝,它们不但会渐渐消失,还会经常改变,甚至会增长,与不相干的记忆纠缠成一团乱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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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永远记住的“忽略伙伴的罪恶”,另有一种罪恶,它来自你“替代他人活了下来”,而“死去的那个人比你更慷慨,更敏感,更有用,更聪明,更具有活下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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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算审视的,是极端体验下的记忆——受伤或施加伤害。在这种情况下,几乎具备了能扭曲或抹掉记忆的所有因素:受害或施加伤害的记忆本身就是一种伤痛,因为这种回忆令人痛苦,至少让人不安。受过伤的人倾向于阻滞受伤的记忆,以免重新激起伤痛。而施暴者则把记忆隐藏在内心深处,不去回忆,以减轻罪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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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害者这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中,同样存在着记忆的迁移……人们已经注意到,比如,许多战争的幸存者(或其他经历过复杂心理创伤的人)往往会不自觉地过滤他们的记忆——在追忆他们的往事或向第三人讲述自己的遭遇时,他们愿意驻足于那些短暂的安宁时刻,那些荒唐的、奇怪的或轻松的时刻,而跳过最痛苦的片段。因此,随着岁月流逝,这些记忆逐渐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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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没有遇到足够好的客体时,难以维持在抑郁心理位置(depressiveposition),相应地,象征形成(symbolformation)的能力也会不足,即,人与人的关系连接无法较多地依靠互相了解、看见与被看见的形式来维系[比昂的“K连接(Klink)],而不得不过度仰赖具体、有形或不变的事物,如:共同拥有的孩子与房产;学历、学位、职称等外在的名头;金钱、礼物等可以互换的现实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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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对一个问题并没有很坚定的信念时,他们通常会对那些“最广为流传的句子”做出反应,这些句子使得人们的态度网社会所赞许的方向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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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定居下来,一方面它置身于空间中,同时也暴露于某种环境特性中。这两种相关的精神更可能称之为“方向感”和“认同感”。想要获得一个存在的立足点,人必须要有辨别方向的能力,他必须晓得身置何处。而且他同时得在环境中认同自己,也就是说,他必须晓得他和某个场所是怎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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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类和七肢桶的远祖闪现第一星自我意识的火花时,他们眼前是同一个物理世界,但他们对世界的感知理解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最后导致了全然不同的世界观。人类发展出前后连贯的意识模式,而七肢桶却发展出同步并举步的意识模式。我们依照先后顺序来感知事件,将各个事件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因与果。它们则同时感知所有事件,并按所有事件均有目的的方式来理解它们,有最小目的,也有最大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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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不把生命的重心放在生命上面,而是将其转移到“彼岸”——移入虚无——,那么人们就完全夺取了生命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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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得知量子基金集团取得纽蒙特矿场的大部分股权之后,黄金价格随之飙涨,虽然我未就黄金表达任何看法,各种看法却加诸于我,我曾经尝试澄清误会,但毫无用处。虽然我不曾追求巨匠的地位,但是当一切强加于我,我便不能漠视它了,事实上,我欣然接受,因为这可以使我在政治议题上有更重的发言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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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实际上已经处于精神病的边缘时,他们通常会有一种急切的寻求某种与其他人之联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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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成为父母的时候,他们会忘记自己是个人这个事实,他们不再是他们自由的自我,忘记了他们的情绪可能因时因地不同。作为父母,他们认为有责任表现得优于一个单纯的人类。为人父母最大的错误就是忘记了自己是凡人,只有让自己成为实实在在的人才能成为高效能的称职父母,孩子也会很喜欢他们的父母表现出来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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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一个目标时,他们就更有可能发现较容易和较迅速达到目的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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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专注于一个自我超越的目标,或者说一个比他们自身更宏观的目标时,他们会发挥出比他们想象中更大的能力。……这是因为当我们深入关注自己以外的事情时,我们的自我存在感会被最小化。自我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保护我们,当我们面临威胁时,是我们的自我意识告诉我们要停下来,要逃走。然而,当我们超越并最小化我们的自我后,我们就能克服恐惧、焦虑和常常阻碍我们取得重大突破的生理上的保护机制。这时,新的可能性便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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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与他们的内在动机失去联系时、与所有孩子都具备的活力和兴奋感失去联系时,当人们不再出于活动本身的理由而从事活动时,当人们与罗伯特·亨利所谓的“超越寻常的存在时刻”的存在状态失去联系时,疏离便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