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恐惧，彻底的惶恐，其实和我对孩子的感觉几乎没有关系，而完全相关相系于我对自己的感受。具体来说，就是我的强烈渴望：想做更多的事、见更多的人，想在这世上开拓出一块特殊的空间，能让我找到纯粹的自我，且不管那到底意味着什么。最近，我步入了四字头的年龄，我发现，直到现在我才刚开始适应自己的身体，寻求既尊重自己又尊重他人的方法，了解我的情感极限和生理极限，自信但友善地对别人说“不”。

读者们可能会抱怨：将我们的目标内在化的过程，充其量就是一个心理游戏。想要成为小说家的人的真正目标，显然就是让她的小说得以出版——这是她完全知道的；而通过建议她在写小说这件事情上将目标内在化，我所做的事情充其量就是建议她要假装出版作品并不是她的目标。

我从理性上得知地球及其居民将在我死后继续存活，这对我来说没什么真正的意义。我自身的消亡会让我害怕，让我念念不忘，但我对那之后发生的事没什么兴趣。我决不认为自己对未来有所亏欠，包括我的基因、我的后代。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有义务去繁衍人类。这世上的人类已经太多了。我很高兴把这一重任留给别人。

读者什么都懂，一个写作人可以犯的最大错误便是低估读者的智慧。

读者需要慢下来，想一想；卡夫卡显然知道这一点，所以他执意勾勒沉闷而无推动力的细节一一他利用细节发明了小说的沉闷，就像乔伊斯利用细节发明了小说的繁琐一样。他们都在一个深刻而寂寞的角落里演练着扭曲时间的游戏。

我们越来越世俗化，为了满足个人私欲而臣服于各路神仙。我们关心的是过上好日子，而非最好的人生。我们和前辈的不同在于：我们很少问自己是否在为崇高的社会目标献身，反倒更可能关心自己是否幸福。我们逃避自我牺牲、担当责任，视其为傻瓜才有的弱点。

像我父母那样的孩子，一结婚就开始生小孩，甚至还不知道自己放弃了什么就当了父母。我妈妈到处忙，但处处不上心，日夜无休，分身无术，但忙的都是鸡毛蒜皮的琐事，所以对每件事的关照都像盐粒溶于水般被稀释了。很难看出那有什么乐趣可言。

对于在要不要生孩子的问题上犹豫不决的女性，羞耻感是最难克服的一种情绪——因为你自私，不像个女人，甚或不能生养。这种焦虑几乎要把我吞噬，当然，早些年间，极少数决定反抗生儿育女的女性或许能够避免这种焦虑，因为要不要孩子与她们的身份认同并无关系。

“你应该生个孩子。”有朋友刚生完一天就向我汇报，“哪怕只为了感受潮涌般的爱的巨浪穿透你的身心。”我不想感受那种对他人的爱。我依然渴望被爱，成为爱的巨浪冲击的对象。

我花了很久才琢磨出来：怎样才能让爱充盈自己的生命——那些我的父母似乎没能给到我的爱。我拿定了主意，要把能够给予孩子的爱统统留下，但不给孩子，而是给我自己。

我们处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社会默认女人把生养排在第一位，其重要性超过别的任何事情；而女性的个体选择却常被视为公共讨论的对象，也就是说，大家都自认有权来讨论我的身体、我的选择——无论是谁，只要对我不生养的事感兴趣，都可以朝我冲过来，打破砂锅问到底。每天，我都尝试做自己的父母——我从未有过的父母。每天，我都能学到新方法，让自己充满激情和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