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已没有我的牢狱。我伸展出去,触到星辰,穿越时间,到达每一个你的爱为我照亮了世界的地方。

每当我在长久的挣扎之后鼓起勇气做某事时，总是在事后感到自由得多、快乐得多。

在他看来，问题不在于”基督教是否为真“， 而在于基督教是否提供了有点帮助：帮助我们对付一种原本不可承受、无意义的存在。用威廉·詹姆士的话说，问题在于它是否有助于医治”患病的灵魂“。这儿的”它“不是一种信仰，而是一种践行、一种生活方式。

在爱中，男人只爱他自己。爱的不是他的经验自我，不是软弱和粗俗，不是他外表显出的挫败和卑微；而是爱他想要成为的一切，爱他应该成为的一切，爱他的最真和最深的清晰本性——免于一切必然性的束缚和尘世的败污。

那世上一切旅行不能到达的、时间不能成就的，可以通过意外的、无心的、跟所爱对象的身体接触而达到，在这样的身体接触中，性的冲动被唤醒，足以把爱当场杀死。

与其说我周围的人是低劣的，不如说他们狭隘得吓人。所以几乎不可能和他们一起工作，因为他们永远误解。这些人不是愚蠢，而是狭隘。在他们的领域里他们足够聪明。但他们缺乏品质，从而缺乏宽度。

艺术作品是在永恒的形式下看到的对象；而善的生活是在永恒的形式下看到的世界。这是艺术与伦理的联系。通常的观看方式仿佛是，在对象中间看对象，在永恒的形式下的看则是从外部看。这样，整个世界是它们的背景。

事实上可以说，一种道德拼争——做得体的人的拼争——主宰了他的一生；对他来说，“做得体的人”的首要意思是，克服自己的骄傲和虚荣带来的做不诚实的人的诱惑。

没有任何东西能给予人冷静洞见的激情相比拟。我最好的工作大多是得到了悔恨的启示而做出的，但强大的激情也一样能做到。哲学是一位不情愿的女士——只有激情之手握住的冰冷的剑，才能触到她的心。

“一个人是什么”这个生存性的、“内在”的问题，比发生于“外在”世界的事情更重要。

我内心深处有一汪永恒的热流，就像温泉的底部；我一直希望来一次一劳永逸的喷发，于是我就能变成一个不同的人。

显然他并非在为不道德辩护的意义上憎恶道德规范。他辩护的只是一种基于忠实、基于真实面对自己及自己冲动的道德——一种来自自我内部的道德，而非规则、原则和责任从外部强加的道德。

也许它起码能给你一个比通常更有利的机会，向他们说出你的思想，而不仅仅是修剪过的、干巴巴的结果。

进一步，我们不让抽象思想和原因概念占据我们的意识，而是丢掉这一切，把我们心灵的全部力量专用于感知（perception），让我们自己完全沉入，让我们的全部意识都注满了对实际在场的自然对象的平静沉思，无论那是一片风景、一棵树、一块石头、一面峭壁、一栋建筑还是任何别的东西。换一种意味深长的说法：我们在这对象里全然失去了自己……

当他开始阐述对某些哲学问题的看法时，我们常常感觉到那一刻他身上的内在挣扎；他挣扎着，要在强烈和痛苦的紧张之下穿越黑暗到达光亮，甚至在他最富表情的脸上就看得见那种紧张。当他的答案终于出来——有时是在冗长费劲的努力之后——他的陈述摆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件新创作出的艺术品，一句神圣的启示。

但他突然站住了，说我们度过这个下午的方式是如此败坏，我们不应该这么活，至少他不应该，他说任何事都不可忍受，除了创造出伟大作品或欣赏别人的伟大作品，说他一事无成而且永远成不了，等等——他说这一切时都带着一股几乎把人击倒的力量。他让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咩咩叫的羔羊。

罗素问他，如果他同一个女人结婚，而她跟另一个男人跑了，他的感觉会是怎样。[维特根斯坦]说（我相信他）他不会感到愤怒或者仇恨，只有完全的悲伤。他的本性是彻头彻尾的善，这就是他为什么看不到道德的必要。在罗素的一次“碎南瓜”晚会上，维特根斯坦辩称学习数学能提高人的品味：“因为好品味是真诚的品味，因此任何使人诚实思考的事都滋养它。”

维特根斯坦意外的遇到了我这样一个人：这个人跟较年轻一代的许多人一样，为了世界实际的样子和他以为世界应当是的样子之间的反差而饱受折磨；这个人还倾向于到自己内部而非外部去寻觅这种反差的源头。他从未在别的地方见过这种态度，同时，若想对他的精神境况有任何真正的理解或有意义的讨论，这种态度又是至关重要的。

一个表达只有在生活之流中才有意义（stream of life）。理解一个句子，就是为了它的某种使用做好了准备，如果我们根本不能想出它的任何使用，那么我们根本不理解它。 ——也就是说，任何表达，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中才有意义；琐碎的生活中根本不存在大是大非的真理。 （560

维特根斯坦和弗吉尼亚·伍尔夫有可能在凯恩斯的某次聚会上见过面······弗吉尼亚·伍尔夫去世后，维特根斯坦与洛什·里斯讨论过出身对她的影响。他说，她在那么一个家庭里长大--在那里，人的价值的衡量在于是否擅长写作，或擅长艺术、音乐、科学和政治；因此她从未问过自己还存不存在其他＂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