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时代金融牌照都是最值钱的东西，金融牌照虽然不能创造财富，通过它却可以获得财富的使用权。

货币的本性就是要寻找低风险、高收入的回报。

封建皇权的灭亡，不可能从最坏开始，更不可能在最坏的时候发生。恰恰相反，一个王朝的覆灭，往往是从试图逐渐变好开始。

西汉以来的所有王朝都证明了一个道理：一旦皇权放松对封建官僚的控制，封建官僚便会寻找一切机会兼并土地，瞬间吸干帝国财富。

如果封建官僚势力过弱，就无法抑制自由竞争产生的贫富分化，更无法有效集中资源。如果帝国无法建立有效的统治，一旦面临强大的异族挑战，国家同样会生灵涂炭，甚至被灭族。

投资封建权力才是最赚钱的生意。货畅其流，但利润总有定数。权力就不一样了，有了权力，封建官僚就可以披着合法的外衣去抢劫。

公共经济学认为，权力只对来源负责；简单点说，谁给你官当，当官的就对谁负责。

经济发展需要摆脱封建官僚的羁绊，也需要自由竞争激发活力，但是，弱势封建官僚没有能力解决自由竞争中产生的社会问题，帝国也无法建立一支强势军队。“先安定，后发展”是经济增长中优先级的条件，在冷兵器时代，农耕民族如果无法有效集中资源，外族入侵和军阀混战也许就是难以摆脱的宿命。

对黎民百姓来说，苦难是具体的，父子携手共入江湖，艰辛历历在目；对黎民百姓来说，仇恨又是抽象的，他们甚至不知道其实关陇士族才是罪恶之手。关陇士族利用仇恨而不是正义点燃了隋末农民战争之火。当贫穷变成毋庸置疑的道德，普通人便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暴戾。

不是所有的竞争都一定提高生产效率，不是所有的竞争都一定会提高社会公众福利，更不是所有市场选择的结果都一定是好的！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竞争”(compete)还有“竞次”(racetothebottom)，“竞争”是比谁更优秀，“竞次”是比谁更下贱、谁脸皮更厚、谁心更黑！

封建官僚必须彻底打破现有社会财富分配格局才能达到目的，他们不需要妥协，对毁灭社会财富也毫无顾忌。靠当官发财的本质从来都是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存量，只要抢劫财富的成本低于创造财富，封建官僚就一定会选择抢劫。

当每一个普通人都失去了阶层流动的正常途径，人们也就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战争永远是经济斗争的继续，韩信的命运把这个法则体现得淋漓尽致。

道德价值当然高于物质利益，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道德价值，眼中只剩金钱，那就是一个赤裸裸的丛林社会，所有的掠夺都会没有底线。这个时候，没有人能摆脱利益的诱惑，因为整个社会除了钱，已经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有价值了。

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

乱不生于乱，而常生于治之时；危不起于危，而常起于安之日。

大乱之后，往往会有大治。只有翻天覆地的乱世才能彻底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使得天下财富重新洗牌，大部分人也能获得一个相对公平的起点，这也是历代初年容易出现所谓“盛世”的最主要原因。

弱势的政府、弱势的军力、强大的经济，最容易引来外贼窥视。

血族时代，一宗、一姓、一族连生存都困难，包括国王在内，大家都不可能有过多特殊待遇。王对百姓，要讲“王德”、讲“仁义” ;百姓对国王，要讲“信义”、讲“忠恕”。

西汉帝国缔造了一个“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体系，这个社会体系成功地取代了西周以来的“封君—封臣”体系。与“封君—封臣”体系一样，这个统治框架也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皇权只有借助封建官僚才能统治整个帝国，但是封建官僚自身就是一个强势分利集团，他们会借助手中的权力疯狂掠夺帝国财富。皇权根本就无法彻底遏制这种掠夺，毕竟联系皇权和封建官僚的纽带恰恰就是掠夺财富的权力。最终，封建官僚对财富的掠夺将成为帝国难以治愈的沉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