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忧心忡忡——而我确实终日惶惶不安，便对自己说：既然毁灭与死亡随时可能如救赎般降临，何必还要焦虑？生命朝不保夕，死神可能瞬息即至，世间诸事又何足挂怀？

因为语言毕竟只能描述人所共有的体验。

我读过以为英国牧师写的一本书，书中说天堂里有更多的愁苦。我相信这一点。我也希望如此。因为快乐毕竟是无法忍受的。

我的一生是一部错误的百科全书。一座博物馆。至于地狱，我视之为一种状态。与其说灵魂寻找通向地狱或天堂之路，不如说灵魂把自己变成地狱或天堂。

当莎士比亚说“Looking on darkness which the blind do see”（看那盲者所见到的黑暗）时，他是搞错了。盲人与黑暗无缘。我的四周是发着光的朦胧一片。

在我闷闷不乐的时候——我时而让自己感到闷闷不乐——我就把死亡视作伟大的拯救。说到底，对于豪尔赫·刘易斯·博尔赫斯来讲发生什么不测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将再也看不到他。我把死亡当做一种希望，一种把自己完全抹掉、完全湮没的希望。我可以指望这一点。

因为我发现我是在逐渐失明，所以我并没有什么特别沮丧的时刻。它像夏日的黄昏徐徐降临。

爱情很奇特，其中充满忧虑，充满希望，而这一切或许正式为幸福而存在。但是在友谊中，不存在误入迷津，也无需满怀希望，友谊就这么存在下去。人们不需要频繁会面，也不需要有什么表示。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之间存在友谊，那么对方就是个朋友。在长期的生活中也许友谊比爱情更重要。或者说，也许爱情的职责、爱情的义务就是变成友谊。如果不是这样，它就会让我们的关系半途而废。但是双方都应沉浸在巨大的爱情之中。

在我们存在的同时，我觉得我并没有梦见你，或者换一种说法，你并没有梦见我。

我们会尽量愚蠢在驳不倒的同时他们又不能表示信服。……论争不能使任何人信服。然而我们也许会信服夜晚的风、空气，但论争不会使我们信服。就短篇故事而言，情节是首要问题，但对长篇小说来说，情节就不那么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人物。镜子与交媾是可憎的，它们都繁殖人的形象。……我认为人类的形象和镜子中的形象同样不真实又同样真实。镜子与交媾是一回事，它们都创造形象，而不创造现实。艺术既是提及。你只能提及事物，你永远无法解释它。

脊线、涡纹、分叉，这些特征点造就了属于每个人独一无二的指纹，但只有当十几个或更多特征点均能够匹配时，才能在法律上形成关联性，而运动与天然油脂往往会使指纹模糊不清或造成其他认证缺陷。

極盡「和風」傅統之美的寫真集、一面倒盡是冰冷現代建築的大開本作品集由設計師完美操刀的室内装潢/装飾雑誌等等，這些多到令人頭昏眼花的所謂「日式空間」印刷品，大舉佔據了書店的各個角落。只是，當中卻完全嗅不到有任何人實際居住在其中的氣息。這是因為這些都不是記錄人類生活的實際空間，充其量不過是建築師或攝影師的作品集亦或是呈現商品的另類手法。甚至可以説根本就沒有人是真的居住在如同照片中的空間。

集合在一起之後，一位軍人用斯瓦希里語向我們解釋：「你們得救了，現在需要把砍刀和各種刀具放在這兒，你們不再需要了。」我們當中有個人回答：「砍刀？我們自始至終就沒有。我們有的東西，只是一身病痛，這可沒法放在這兒。我們甚至連衣服都沒有。」我身上只有一條穿了很久、已經扯得破破爛爛的短褲。

集权制是刚性的，它的积极作用大，消极作用也大，也可以说正因它先头的积极作用大，所以，它后来的消极作用也大。分权制是中性的，它的积极作用小，消极作用也小，也可以说正因它先头的积极作用小，它后来的消极作用也小。要我们选择，我们应该选择的既不是集权制，也不是分权制，而应是集权制与分权制相糅合的一种制度，然而，我们毕竟不能替代古人的选择。

集体行动、身份政治与争取政治权利活动对这一群体来说都遥不可及。就像德赛托（1984）用“战术”（tactics）而非“战略”（strategies）来形容普通人、平凡人在日常生活中对压迫和不公的微小抗争一样，她们的挣扎和协商也是琐碎、微观的。而因为所拥有的资源有限，她们的抗争更是自发的、局部的和碎片化的。

集体无意识是心灵ING最重要、影响力最大的部分，它的遗传倾向使他不断寻求对外的表达方式。通过梦、幻想、想象和象征物得以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