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并不重要，谁承认这一点，谁就赢得自由。

我可以否认一样东西，但不一定非得诋毁它，或者剥夺别人相信的权利。

什么人格、尊严、别人的议论、民族的智慧，统统没有任何意义了。在恐惧面前，一切都销声匿迹了。

有什么是永恒的，人连痛苦都无法持久。

在生活中，所有的人都有一段温情，这能帮助人生活下去。人在感到心灰意冷的时候，就缅怀那段温情。

死亡最公平的地方，就是让每一次呼吸都成为选择。

人理解不了命运，因此，我装扮成了命运。我换上神的那副又愚蠢又不可理解的面孔。刚才，你的那些同僚学会崇拜的，就是这种面孔。

爱一个人，就要同这个人白头偕老，这种爱情我无法接受。徳鲁西娅变成老太婆，还不如趁早死掉。别人总以为：一个人那么痛苦，是因为他所爱的人一日之间逝去了。其实，他痛苦的价值要高些：那就是发现悲伤也不能持久，甚至痛苦也丧失了意义。

卡利古拉别人总以为：一个人那么痛苦，是因为他所爱的人一日之间逝去了。其实，他痛苦的价值要高些：那就是发现悲伤也不能持久，甚至痛苦也丧失了意义。

卡利古拉别人总以为：一个人那么痛苦，是因为他所爱的人一日之间逝去了。其实，他痛苦的价值要高些：那就是发现悲伤也不能持久，甚至痛苦也丧失了意义。

任何被视为奇迹的事物，往往都很难延续，因为它来自一个超越了常规的历程，处身其中的人们，因此而获得巨大利益的人们，每每不可能摆脱那些让他们终生难忘的际遇，他们相信那就是命运，他们总希望每次都能红运高照，每次都能侥幸胜出，最后，所有的光荣往往枯萎在自己的光环中。任何貌似理所当然的神话，往往都是不可信的，越是无懈可击，往往越值得怀疑。

如果一个人凌晨四点心慌意乱地从梦中惊醒，那他最想知道的就是自己并不孤单。那些闪来闪去的东西是什么？你可以从这种语气判断出来，他知道自己不会理解对方给出的答案，只想表现出对此有点兴趣罢了。“上帝不会戏弄他忠诚的奴仆。”米达伦说，但是口气有点缺乏自信。“哇靠，”克鲁利说，“你没在天堂待过吗？”忠诚是件好事，但任何副官都不该被迫在自己的领袖和有大象的马戏团之间做出选择。

人民群众虽然得到革命运动领袖们的信任，但最终却必须接受并信服这样的观念：即如果放任自流，他们的思想是无法升华成理论体系的。他在1942年2月1日的演讲中批评“某些同志”：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么忘记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整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自延安时代起，毛泽东就在两者之间变化不定。然而，至少到文化大革命前，他一直把集中力道看得比民主更为重要。

然而，正像我们大家都有一种惬意的优越感，以致谁都不愿与人对调，安妮也不想放弃自己那更优雅、更有教养的心灵，而去换取她们的所有乐趣。她只羡慕她们表面上能互相谅解，相互疼爱，和颜悦色，十分融洽，而她和自己的姐妹却很少能有这样的感情。

萨孟武承认，国民党的社会基础是非常薄弱的。而薄弱的原因不在于国民党不想博得社会全体人民的欢心，反而在于国民党太想迎合社会全体人民的意思，结果反而一无所获。萨孟武也许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当时国民党的两难处境。

若是彻底理性，就难以融入体制。……没有结构自我，却想要与体制意识形态斗争，这只是一种欺瞒吧。

人类的天赋在于，他自以为已经发现了确切的真理，于是把杀人的真理转化为允许去杀人的真理。

是的，每次沙暴之后，我都不可避免地要去“清理太阳能电池板”，这是友好的火星人——比如我——的一个光荣传统。每次干这活儿都让我回想起在芝加哥铲雪的日子。对于这事儿，我要感谢我爸，他从来没有念叨过让我干活儿是为了培养品质，或是让我认识到艰苦劳作的价值。“吹雪机太贵了，“他一般会这么说，”你是免费的。“有一次，我试图跟我妈抱怨。”别跟软脚虾似的。“她这样建议。

天堂里那两位必须做出选择：或者没有自由的幸福，或者没有幸福的自由，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他们这两个蠢蛋选择了自由，结果弄得后来人们世世代代思念枷锁。造福主、机器、立方体、钟形瓦斯罩、护卫——这些代表着善，代表着庄严、美好、高尚、崇高、纯洁。因为这一切都在捍卫着我们的不自由，也就是捍卫着我们的幸福。

所谓才能，或许正是“发现奖赏的能力”。与其说才能是“完成工作”，不如说它是“在完成工作中感受到快感”。或者说，是那种能够找到奖赏、知道如何打通“获取奖赏的回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