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男性业已培养出“男子作闺音”的文学技巧。在代女子立言的男性文人传统中，一位不平凡的女子若要以抒情言志的文人姿态登场，她所面临的挑战更为艰巨。

生不逢时的失意男子常在才德不被欣赏的弱女子身上找到共鸣，这一形象是传统“士不遇”主题的典型象征，诗人常自比怨女，来影射他在仕途或人生遭际中所经受的挫折。

晚明的批评家已开始对李清照的为人表示失望，惊诧于天生丽质的才女竟会在丧夫后改嫁，有损女子德行，令人惋惜。学者们无法接受这种骇俗行为，于是，他们开始着手推翻若干条记录李清照再嫁事件的宋代史料。一场罕见的学术运动由此展开，其目的是为李清照雪耻辩诬，而宋代关于她再嫁的记录则被当作谤辞。到了晚清，一个全新的李清照形象出现了，这场学术运动最终将之重塑为耽于思念赵明诚的贞妇。

当妇女决定进入由男作家及男权价值观所主导的文本世界时，其表达往往对抗与妥协兼备，她们对男权社会中压制她们的传统观念既迎且拒。这在现实中难以避免，这些女作家置身于一个并非由她们自己创造的文学世界，其中的文体、语词及思想皆出自男人的手笔一。方面，女作家不得不采用既定的表达观念与形式；另一方面，女作家的性别身份注定了她是文学界的外人，她的创作必然或隐或显地挑战了男权社会的思维和表达习惯。

在孟称舜的努力下，张玉娘成为一名忠贞烈女，并在满族入侵中原的明末之际被狂热地加以尊崇：这些女性被树立为贞女，由此唤起男人的忠君理想，并誓死抵抗外来侵略者。

人们如此对待女性作品的另一大因素无疑是阅读过程中的偷窥心理。就女子诗文不宜外传而言，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人们会以性别眼光窥探她所流露的情感。对少数流传在外的女性作品而言（无论有意无意），读者（尤其是男性读者）会倾向于偷窥隐私般地阅读它们，借以观察女作家最私密的时刻、情感，甚至是她的身体，并乐在其中，这种偷窥心理很自然地激起众多读者的好奇。

考虑到当时抵制女子习文的风气相当普遍，李清照对创作的痴迷实属罕见。耐人寻味的是，她从未对自己积极投入于写作流露出丝毫歉意或犹疑。

人们常把词人李清照设想成赵明诚的贤妻，严格制约其创作主题，从而将她的文学个性及自我形象简化为“赵明诚之妻”这唯一身份。这对任何妇女都不公平，而对才女李清照而言尤其如此，但绝大多数关于李清照的文学批评却恰恰是这么做的。

首先，身为作家和读者的妇女参与文化事业这一现象，远不如帝制时代晚期那么普遍而常见。没有证据表明宋代已出现如晚明至清代的女性文人团体，宋代女作家几乎孤身一人从事创作，得不到其他妇女或男人的同情、劝慰和支持，这与后代的情形不同。我们所了解的关于李清照的一切都指向了这种孤立的情况，她不是女性文人团体的一员。

这位女诗人并无完整文集存世，其作品散见于词选和其他零星文献中。而文化传统却青睐特定风格的女性表达，无视其他佳作，任由后者湮没无名。我们不能天真地以为，类似的历史择汰机制不会作用于李清照及其作品，无论是现存的原作还是系名之作，我们都能觉察到历史层累的印记。

寡妇不再自杀，意味着其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但是也保持了对亡夫的忠贞，这正好符合当时的社会、政治价值观：忠诚、默默承受苦难、自我克制、将群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等等——这些正是作为外族征服者的满族统治者希望在被征服民众中建立起来的道德规范。

任何对中国历史略有所知的人，在阅读李清照的词作时，若自以为能够完全摆脱相关预设与假定，就未免太天真了。更可取的方式是理解这些先入之见，看看它们由何产生，投合了哪种需要，其中当然有许多与易安作品的原意相悖

如果李清照身后这几个世纪以来的接受史有教会我们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这段历史展示了不同时段的不同群体，是如何熟练地出于各自不同的价值理念与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思维模式，去建构一个适合他们自我需要的“李清照”。

学者们甚至热衷于对易安词进行确切系年，而这几乎完全基于过分简化的先入之见：人们先假定不同时期的词人心态，仿佛她在特定处境下只能抱有唯一情绪似的，然后相当主观地判定哪些词归属于哪个生活阶段。由

女子求学受到尊重，巾帼不让须眉的才识也令人称许，但女子为文这一举动仍备受质疑，以至于一个女人写得越少，就越被视为德行无缺。

批评家借此将李清照一分为二：他们首先承认她的文才及其作品的流行，又转而对其女子德行提出质疑。无人胆敢否认她的才华，她在当时扬名在外；因此他们退而求其次，迎合舆论，视她为才女，但同时指出其品行举止上的污点，使其才女光辉黯然失色。

身为女子的李清照仅被允许写作“闺房雅戏”，但她却希望介入国家朝政及防御决策。在读这篇序言时，我们体会到作者的骄傲与挫败感，她自恃对当下形势及政策洞若观火，可同时容许她发言的空间却如此狭隘。

关于这里提出的论题，有两点需要强调。其一，尽管李清照自己的作品促成了她的形象，但这一形象的生命和推动力却是男性读者和评论家所赋予的，他们将之复杂化、浪漫化，因为这个形象投合了男性审美，他们通过编选她自己的作品使其强化。

但研究热情并不总伴随着敏锐的洞察力，现代学界投入在李清照作品上的大量研究是重复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