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走到绝境，失去耐心，也要永远保有幽默感，热爱生活，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财富。

纪念没有名字的英雄们，纪念的不是他们活过的人生，而是他们共同的命运。

“个人志向与生俱来，背道而行，有碍健康，顺势而行，灵丹妙药。”

一天晚上，母鸡在餐桌上拉了一泡屎，一分钟后，丽塔的丈夫醉酒回家。她来不及清理雪白的桌布，只好先用盘子扣住，免得被他看见。她急忙打岔，随口问道： “想吃什么？” 丈夫嘟囔道：“我想吃屎。” 妻子掀开盘子，甜甜地说道：“这儿就有。”

问他海的那边有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海没有那边。“

直到坐在打字机前，喘过气来，我才发觉，长久以来，我既想见她，又怕与她终生厮守。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因为相似，所以难舍难分，尽管乍看之下很难理解。别人总问：差别如此之大，怎么能谈得拢？我们总是随口敷衍。其实，大家并非永远谈得拢，只是我们都讲道理。我们知道，在外人眼里，我们自负、自恋、目无法纪。

在卡塔赫拉这座城市，万物无须抵御时间的腐蚀，相反，时间为万物停留，岁月变老，万物依旧。

唯一铁板钉钉的是，他们卷走了一切：钱、十二月的清风、切面包的餐刀、午后三点的惊雷、茉莉花香和爱。只留下灰头土脸的巴旦杏树、耀眼的街道、木头房子、生锈的锌皮屋顶，以及被回忆击垮、沉默寡言的人。

很难想象当年人们如何生活在诗歌的影子里。那是一种狂热的激情，另一种生活方式，一直四处乱滚的火球。翻开报纸，看经济版或法制版也好，坐在咖啡馆，注视杯里的残渣也好，诗歌都在等着我们放飞梦想。对于我们这些外省“土著”而言，波哥大是首都，是政府所在地，更是诗人的住所。我们相信诗歌，甘愿为诗歌而死，坚信——如刘易斯・卡多萨—阿拉贡所言——“诗歌是人类存在的唯一实证。”

可我却逃到甲板上，最后一次欣赏——原以为会挥一挥衣袖，没有悲伤得遗忘——那个世界的灯火，痛苦了一场，直到天明。

四年级时，有次校医答应给我们找块牛心上解剖课用。第二天，他把血淋淋的新鲜牛心放进厨房的冰箱里。等我们为了上课去取时，牛心没了。后来才听说，因为实在找不到牛心，正好有个泥瓦匠不小心从四楼摔下来，死了，他无亲无故的，校医就取了他的心来充数，并告诉厨师那是牛心。厨师们信而不疑，那天就打算用牛心给老师们加菜，发现不够吃，还特地拌上鲜美的佐料。

很多人在我耳边嘱附我“保重”“要坚强”。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一次告别的派对，但此刻事实就像一堆煤块，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上。

很可悲的，人们的脸都是一样的（人口如雪崩般疯狂增长，更让人加深了这种感觉），一张张的脸让人浑淆，再加上我们的历史经验，我们也知道，人的行为是相互模仿的，就统计来说，人的态度是可以计算的，人的意见是可以操弄的，所以，人与其说是一个个体（一个主体），不如说是一个总体里的一个元素。

很多政治行为往往只是一种平凡而日常的互动：介于被动服从和主动反抗之间，不直接牵涉国家或代理人。在这个中间地带，百姓间接的而非直接的与国家机构、规章制度及国家代理人打交道，反客为主，移花接木，以求其得以任己摆布、为己所用。BenKerkvliet所言：日常政治，即大众接受、顺从、适应、挑战那些事关资源的控制、生产或分配的规范和规则，并通过克制的平凡的微妙的表达和行为完成这一切。

很可能有一天，人类的寿命也会变成现在的双倍，甚至于三倍。但是这种态度更加深了一种需求，就是生命必须有意义。要不然寿命增加反而是一种冒险，一个人可能要经历两百年或者三百年的坏情绪。再者，科技进步有它毁灭性的一面，这方面的发展并不小于它建设性的一面，而在某些方面，以环境污染为例，早就已经超过了建设性的影响。

很久以前，我和我母亲、科斯坦扎、安吉拉和伊达一起走过一次，那时伊达还坐在婴儿车里。我喜欢在恍惚之中进入往昔快乐的时光里，仿佛自己已经老了，我漫不经心地看着那道矮墙，望着桑塔雷拉别墅里的花园，或坐在浮...freeplanlimit

很多研究都论证了教育成功在决定事业成功上所起的紧要作用。父母的社会地位能够预示孩子的在校教育成功与否，进而也能预言他们最终的人生际遇。

他允许我把校图书馆的书带回家，其中的《金银岛》和《基督山伯爵》成了我坎坷岁月中的精神食粮。我如饥似渴地读，想知道下一行发生了什么，又不想知道，生怕精彩戛然而止。读完《一千零一夜》和这两本书之后，我永远地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百读不厌的书才值得去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