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苏东坡一次对他弟弟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现在他就和默默无名的读书人、匹夫匹妇相往还。和这些老实人在一起，他无须乎言语谨慎，他可以完全自由，可以名士本色示人。他从没有一天没有客人，若是没人去看他，他会出去看邻居。像以前在黄州一样，他与身份高身份低的各色人，读书人、农夫等相交往。闲谈时，他常是席地而坐。他只是以闲谈为乐。但是他也愿听别人说话。

偶尔他们的船驶过一个孤立的茅屋，只见那茅屋高高在上侧身而立，背负青天，有时看见樵夫砍柴。看那茅屋孤零零立在那里，足可证明居住的人必然是赤贫无疑，小屋顶仅仅盖着木板，并无瓦片覆盖。

失去人间美好的东西之人，才有福气！苏东坡能够到处快乐满足，就是因为他持这种幽默的看法。

一个城市，能得诗人发现其生活上复杂的地方性，并不容易；而诗人能在寥寥四行诗句中表现此地的精粹、气象、美丽，也颇不简单。

在苏东坡的看法上，感官的生活与精神的生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在人生的诗歌与哲学的看法上，是并行而不悻的。因为他爱诗歌，他对人生热爱之强使他不能苦修做和尚；又由于他爱哲学，他的智慧之高，使他不会沉溺而不能自拔。他之不能忘情于女人、诗歌、猪肉、酒，正如他之不能忘情于绿水青山，同时，他的慧根之深，使他不会染上浅薄尖刻、纨绔子弟的习气。

苏东坡现在衣食足堪自给，心满意足。他今日之使我们感到亲切自然之处，是那一片仁爱心。

苏东坡这种解脱自由的生活，引起他精神上的变化，这种变化遂表现在他的写作上。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苏东坡不肯过去，章惇以无动于衷的定力，独自走过那条深涧。然后把长袍塞在腰间，抓住一根悬挂的绳索，坠下悬崖，到对面小溪的岸上，在岩石上题了“苏轼章惇游此”六个大字。随后又轻松自如若无其事般由独木桥上走回来。苏东坡用手拍了拍他这位朋友的肩膀说：“终有一天你会杀人的。”章惇问：“为什么？”苏东坡回答说：“敢于玩弄自己性命的人自然敢取别人的性命。”

在高空飘逸飞翔的苍鹰正好是人类精神解脱后的象征。

恨别人，是自己无能的表现。

皋亭并不见得是可夸耀，风光之美一半在其地方，另一半则在观赏风景之人。苏东坡是诗人，能见到感到别人即便在天堂也见不到感不到的美。他在札记里写道：“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青江右回，重门洞开，林峦岔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

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

若把自我嘲笑这种能力称之为沦落的人类唯一自救的美德，该不是溢美之词吧。

几百年来中国的游客，春季到来时，向西湖蜂拥而至，度蜜月者，在湖上泛舟垂钓，或在垂杨之下的堤上散步，以消磨时光。

在苏东坡与佛印富有讥讽妙语的对话中，大都是双关语，难以译成另一国文字，不过下面有一条：“鸟”这个字有一个意思，在中国俚语中颇为不雅。苏东坡想用此一字开佛印的玩笑。苏东坡说：“古代诗人常将‘僧’与‘鸟’在诗中相对。举例说吧：‘时闻啄木鸟，疑是叩门僧。’还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我佩服古人以‘僧’对‘鸟’的聪明。” 佛印说：“这就是我为何以‘僧’的身份与汝相对而坐的理由了。”

如今他又恢复到“依然故我”了。在广州之时，他买了些上好的檀香，现在喜欢闭门静坐，细闻此香味，思想往日过错。有时窗外凉风徐来，他下午酣睡，等屋顶一个乌鸦把他唤醒，忽然觉得自己已然无官一身轻。看见宽阔的河面反光，映入书斋，他心想，这与明月在天一样好。他不懂为什么有人以为天空有云、有月光会更美。他以为天空无云，正如一尘不染的良心。

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这就是这位旷古奇才乐天派的奥秘的一面。

苏东坡正在思索人生的劳苦，忽然瞥见一只苍鹰在天空盘旋得那么悠然自在，似乎丝毫不为明天费一些心思，于是自己盘算，为了功名利禄而使文明的生活受到桎梏镣铐的夹锁，是否值得？

人在世界上生活下去，这个“气”可因得其陶冶营养而增长强大，亦可因消减而衰弱。